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模式选择

　　中国已经选择了西班牙模式中的注资方式，接下来的应该是采取与这一模式相配套的措施，果断地推进商业化取向

　　□王君/文

　　从世界范围看，国有银行改革有各种做法，但可以大体分两种模式。

　　一种是西班牙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采取的做法：一次性补充资本，将不良贷款剥离给专门成立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实现银行私有化。到了90年代，又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国采取这种模式，其好处是干净利落，银行很快就卸掉历史包袱，可以很快地寻找战略投资者和实现私有化；坏处是如果私有化进程太慢，银行的文化照旧，不良贷款会反弹，导致日后重复注资。

　　另外一种模式是波兰1993年采取的做法：仅仅实行有限的注资，不良贷款在银行内部处置，但要提出银行重组的时间表。波兰模式的特点是重组的过程难以管理，内部重组痛苦且耗时；但优点也很明显，即是银行内部文化得到改善，不良贷款反弹的概率很小，并且企业债务重组也得到积极推进。但其私有化的进程较缓慢，因为要等到不良资产处置完毕才能进行。

　　如果就果断而又独特的注资方式来看，中国在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方面，更接近于西班牙模式。但如果从引入战略投资者和私有化的角度来审慎看待，则我们的改革重组并未得到西班牙模式的优点，反而有可能收获其风险，尽管表现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中国的国有银行如果不分拆重组，即使在当前单个投资者股份在20%的最高限制下，对于绝大多数潜在的战略投资者来说，仍然是不小的投资；即使单个投资者的股份占到20%，仍然没有对银行的实际控制权。这时候即使是较小比例的投资，其风险也是难以承受的。如此一来，银行整体规模过大和投资限制过严，使得潜在战略投资者很可能不容易或者不愿意进入。结果则会延缓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的进程，至于私有化则更是遥遥无期。

　　其实，既然政府没有准备放弃对国有银行的控制权，那么中国似乎更应该选择波兰模式，而不是变种的西班牙模式。

　　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现实来看，能够顺利拿出巨额资金为国有银行注资，并且以此为契机逐步推进银行改革，已经实属不易。不过，最终衡量国有银行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不是注资如何果断、方式如何新颖，而是要看在财务重组的同时，是否还伴随着更为重要的经营重组(operational restructuring)。

　　迄今为止经营重组的深度和广度都不令人满意，原因固然是多重的。

　　首先，所有者功能并不健全。在今后几年里，政府仍将是国有银行的主要股东，因此必将对国有银行的未来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其中包括再次补充资本。既然如此，政府应该考虑如何采取切实措施，在过渡期内改善和加强自己作为国有银行所有者的功能。国有银行改革重组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其过程注定充满了不确定性。汇金作为一个公司实体，既无法律地位，又缺乏必要的机构能力，行使所有者功能难免牵强。打一个比方，汇金公司的建立可以说为政府行使所有者功能搭了一个舞台，而任命专职人员担任汇金管理者等于挑选了演员。问题是舞台的边界和演员的角色都不甚清晰。戏到底怎么唱、唱多久以及是否唱得对脾胃也许都还是问题。

　　第二，部分地由于第一点的原因，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将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虽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架构，但这些公司治理形式的边界模糊不清，交叉重合严重。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所有者缺位和没有真正董事会的状态下运作多年。大多数人更习惯于从管理者角度看问题，对日常经营中的决策更有兴趣。无论是专职股权董事，还是兼职的外部董事，还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学习，才能学会从战略的高度看问题。在此之前，我们会看到无论是董事会还是股东，都忍不住要把手脚伸到管理层的领域去参与意见，而对于自己应该行使的更高层次的职能或者缺乏意识，或者不感兴趣。

　　第三，如果以上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银行业缺乏战略意识或者战略趋同的现象就会继续下去。长期以来，银行普遍把做大做强作为战略，甚至连较小的银行，也不顾自身的特点，把在城市里争夺大客户当作战略。今后几年里，随着所有者明晰、公司治理完善、市场竞争充分、监管较为有效，我们会看到较早产生战略意识的银行，会积极主动地降低贷款规模，把城乡小企业当作服务对象。

　　第四，中国的银行业更擅长的是惩罚机制(例如贷款责任终身制、末位淘汰制等等)，但是对于如何正向的、积极的激励，则远远不够在行。最终决定竞争胜负的，不是靠威胁和惩罚，而是正面的激励，以及长期形成的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否则，无论怎样威胁和命令，大案要案还会发生。这一情形就像煤矿事故一样，原因是多年形成的。无论怎样和地方长官的奖惩挂钩，在短期内都无法避免事故的发生。

　　综合上述考虑，波兰模式似乎更符合这样一种渐进的改革过程。但是中国已经选择了西班牙模式中的注资方式，接下来的应该是采取与这一模式相配套的措施，果断地推进商业化取向，而没有较为实质的私有化，要从根本上实现商业化，前景堪称渺茫。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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