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价格是否只会上升难于下调

　　编者按

　　广东将于6月下旬举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听证会，改革宗旨是“到2005年，力争基本实现按照成本等因素确定医疗服务价格”。公众对此次医疗服务价格大调整反响较大，我们为此刊发专题讨论，希望能反映社会各界的不同声音。

　　以市场生存法则约束医院收费行为

　　首先看一组数据，在美国的医疗消费组成结构中，处方药费占了11%，而我国的大医院就占到了45%～50%以上，而小医院更是在60%以上。而在医生的劳务费方面，美国占到了22%，我国则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因此，我觉得我国医生的劳务费还是偏低的。医生是一个高风险职业，医生的劳动价值应该得到体现。所以，国家的这个政策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然而局部的细节还是需要进一步调整，要顾及贫困患者、老人、普通市民、医务人员等等人群的具体利益。

　　至于老百姓们觉得看病还是很贵，我认为这个跟社区医疗没有搞好有重要关系。假如老百姓发烧、感冒等常见病能在社区医院解决，那么大医院的压力减小了，小医院的效益也增加了，而百姓的花费也就少了，这样才能协调好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关系。

　　很多群众反映医院里有些医生要求过多的检查，我觉得这个应该由行业协会来约束，更重要的便是由市场生存法则来约束。媒体也可以通过公布医院排名，公布医院人均费用等手段来进行社会监督。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应该把医院推向市场，单凭行政手段是无法解决其根本性问题的。在扶持非营利性医院的同时，政府也应该发展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同时，医院应该在行业质量、行政透明度等方面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耿庆山(广东省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医学博士)

　　公私医院分类不清，财政拨款不规范

　　我认为政府这个政策的方向是对的，出发点是对的。然而现在政策一出台，政府、医院、老百姓都有意见，这就说明的确还存在着问题。所以我认为要解决我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其根本在于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而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平衡好政府、医院、患者和社保四者的问题。　

　　现在政府对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分类不够清楚，从而导致在财政拨款上不规范，而政府的政策又减少了医院的收入，同时社保的不完善又导致患者们觉得看病贵。所以关键问题还是这四者的关系。

　　人们往往都会注意到政府、医院和老百姓的问题，却忽略了社保的问题。其实社保在协调三方面关系的问题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政府在作这一调整之前，应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作好充分的调研工作，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利益。□王智琼(全国政协委员、省医师协会会长、原卫生厅副厅长)

　　(以上两篇采写：记者曾文琼　实习生严铧)

　　医疗服务价格只会上升难于下调

　　广东省将于近期进行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本人相信相应价格会进一步上调，基于以下的几点考虑：

　　1.从国家政策上讲，国家近10年来已基本上没有对医院财政拨款(除极个别外)，而医院运营成本在近年不断上升，医疗服务价格不会下调。

　　2.从医疗事故法规上讲，前两年公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确立了举证倒置原则，医疗纠纷在各地呈不断上升趋势，这一方面保证了某些患者的利益，但也引起了过度医疗的发生，即医生为了减少医疗纠纷，保全证据，往往在医疗行为上采取大范围的检查来减少误诊误治的发生率，这可能使得医疗费用上涨。

　　3.从医药流通渠道来讲，往往老百姓认为医药费用高与药厂及医院谋取过度利润有关，但事实并不如此，其实在医药流通领域中，最大的利润摄取者是从药厂到医院中的十几级流通商，他们谋取了大约其中80%的利润，医院及药厂只有20%左右，而广大的流通商往往与官员们有道不明的关系，所以年年讲减少医院及药厂的利润，并不涉及流通商的利益，而医药费的价格并没有显著的下降。

　　医疗服务的价格应适合广大人民的承受能力，但由于国家财政及地方财政投入不足，而在政策、流通渠道存在的问题，使得医疗价格下降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先打压虚高药价再调医疗服务价格

　　日前卫生部放出消息，将禁止医院药品加价。果真将这一政策落实到位，那么医院将纯粹靠医疗服务收费“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成本等因素确定医疗服务价格是可取的，令人高兴的。可是，对最大的收费“黑洞”——医药不动手术，先行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这是很没道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医院的确有不少服务项目在“赔本”经营，但“堤内损失”在“堤外”的药价利润中找回来了。药价虚高是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绊脚石”，必须先予搬除，然后再议改革事宜。否则改革医疗服务价格将是对公众的又一次“打劫”，广州的人均住院费将再迈新高。成彪(编辑)

　　行政部门主导的医疗改革不公平

　　对于医疗这样的专业性质的价格，其改革是由与其利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行政主管部门制订的。即使召开听证会，也全在主管部门的意图，而公众只能任之由之，他们的利益、看法和意见中，只在行政采纳与否的问题，公众的博弈能力几乎为零。其参与的意义也只有看行政的“心情”了。而因为主管部门的利益因素参与其中，那么就更不是与“心情”有关，而是利益所驱使。因此，这样的“改革”就当然带上明显的明降实升取向。与其说是政策权力所在，倒不如说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这在铁道部春运涨价、深圳市禁摩(摩托车)等“听证”上都可以明显看出。

　　医疗价格改革本应该由中立的民间专家组织制订，行政部门至多也只能具有建议权，然后提交立法机关(也即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这样公众才能通过他们的代议机构“人大”来行使自己的“话语权”，最后才是行政的执行。黄振迪(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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