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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中国纺织业小而散、附加值低的现状，单凭出口关税税率的提高难以完成。通过保障劳工权益等手段刺激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无疑更能够让中国纺织企业更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认为，作为应对蜂拥而至的特保陷阱的姿态性举措，提高出口税率这种行政性调控，虽能解一时之急，但不能解决中国纺织业当前面临的陷阱和长远困局——税率调控应纳
入一个大的法律框架内，采用保障劳工权益、税制改革等法律手段，提高行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
5月20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消息称，我国将从今年6月1日起大幅度提高74种纺织品出口关税税率，对今年1月1日开始征收出口关税的148项纺织品中的39项8位税目产品下的74种纺织品提高出口关税税率，其中大部分商品由原来的每件0.2元的税率提高到1元，为原来的5倍。这74种产品大部分为欧美认定的“敏感品种”，包括T恤和裤子等。此外，对亚麻单纱也开征出口关税，每公斤关税高达3元。
在美国、欧盟和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纷纷表示要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当口，中国政府此举被广泛地解读为一招“以攻为守”的回应。此前的5月13日和18日，美国单方面宣布要对中国的共7个品种的纺织品实行“特保”措施，欧盟也在自4月24日正式启动对中国输欧的9类纺织品的“特保”调查后，5月19日宣布对其中两类产品实施紧急特保措施。
我们认为，在2005年1月1日世界纺织品贸易一体化后，这是中国政府为防止纺织品国际贸易环境的公平和自由受到损害而采取的主动措施，能够充分体现中国政府对维护国际纺织品贸易平稳发展的诚意和负责任的态度。如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不久前在北京的《财富》全球论坛上指出的那样，作为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中国的纺织业是中国少有的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必须予以保护、提高，而不是片面限制纺织品出口。
在纺织品配额取消后的一个季度内，中国部分纺织服装品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的“过快增长”只能是短暂的：因为欧美国家70%以上的配额一直挨到配额制全面取消的前夜才予以取消，所以中国一季度的出口额的增加是前几个月积攒的出口量的总爆发，后面的3月、4月份的出口增幅减小就是有力证据。不过，对于自配额制取消之日起就如临大敌的欧美国家来说，这种现象无疑给它们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提供了口实。中国政府此次大幅提高如此多个纺织品种的出口关税，能够一定程度遏制中国纺织品出口的过快增长。
同时，面对国内纺织行业企业数目庞大且是一盘散沙、产品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的现状，我们相信适当提高纺织品出口关税税率能够有助于我国纺织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加快推进我国纺织品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好地维护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应享受的纺织品一体化权益，推动我国纺织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在美国对华纺织品设限已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各家企业必须按先后顺序排队进入美国海关。当达到设限后的数量时，美国就会禁止中国受限纺织品入境。对于中国纺织企业来讲，谁能够获得进入美国的先机，谁也就能够生存下来。各家企业势必为此挤破头。在出口商品数量固定的情况下，对于中国来说，无疑附加值越高就越划算。事实上，对于附加值高的纺织产品来说，关税提高的影响就比低附加值产品的影响要小。
鉴于中国纺织企业小而散的现状，此次中国政府提高出口关税之举对众多纺织企业来说已是关乎生死命运。相信凭着久经摔打的中国企业的“觉悟”，当会对政府此举给予充分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也应十分谨慎。
事实上，中国纺织企业面临着双重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如果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也认为中国纺织品对本国的相关行业产生“扰乱和威胁”，同样可以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特保”措施。这样“入世”之前无权对中国纺织品做出限制的传统的“非配额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等，此时也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调整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事实上也就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机会成本。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危害与配额时代的出口数量限制很难说孰轻孰重——毕竟，后者尚可以使企业根据配额的大小决定生产。
事实上，税率同利率一样，是一个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经济元素，任何变动都会对国民的生活和就业产生影响。这种情况下，对两者的任何未经法定公示或者听证程序的权宜性的变动都难免失之草率。
要改变中国纺织业小而散、附加值低的现状，单凭出口关税税率的提高难以完成。毕竟，中国纺织业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国纺织产业工人低廉的劳动价格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福利待遇之上。在纺织工人们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都超过8小时——《劳动法》最基本的规定难以得到贯彻——的情况之下，在纺织产业工人难以享受到国家规定的最基本的社会生活保险和保障的时候，中国纺织行业的竞争优势显得是那样的苍白。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无疑更能够让中国纺织企业更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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