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不在高低而在是否合理

　　作者：姚中秋 来源：中国经营报

　　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发布“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居于法国之后，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

　　尽管财政部门每年都会很自豪地宣称，今年税收收入增长了多少，把这作为一项工作 成绩。不过，对于这个税负第二名，却似乎有点难为情。

　　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解释说，中国税负排名不应该如此之高。然后，就是专家们的众说纷纭。有的专家支持楼继伟的看法，并且拿出数据说，一些西方国家在40%左右，甚至还有50%以上的，我们的宏观税负只有25%左右，这样看来我国的税负肯定不是第二高。也有专家指出，福布斯的计算方法虽然不是很合理，但中国税负较高也是一个事实。

　　这样的争论，其实令人有点难堪：专家们拿不出有关中国宏观税负的权威数据，楼继伟也没有拿出来。这本身或者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现代税收乃是公共财政的一个方面，公共财政，首先得是公开的财政。税收直接涉及到民众的财产，需在获得人民同意之后方可征收；税收负担，似乎也应当由民众或者他们的代表来确定。那么，就得让人民知道，他们的税负究竟有多重，并让他们来判断，这一税负水平是否合理。

　　当然，名义宏观税负是可以轻易计算出来的。只要用政府公布的全年财政收入除以当年的GDP即可。不过，在中国，政府公布的财政收入数据，远不能说明企业和民众的实际税负。在法定税种之外，企业和个人还需向政府缴纳具有税赋性质的其他费。学者们对于这些税费的总量，估计数据大相径庭。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政府财政部门有必要给出一个权威的估计数据，进而计算出国民和企业的真实税负。

　　只有以这样的数据为依据，专家们的争论才是有意义的，而财政部门进行税改也才有一个比较坚实的依据。目前，财政部门正在进行多项税改，然而，只有弄清个人和企业的真实税负，财政部门才有可能制订出合理的税改方案。单项税改之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有整体视野，该项改革是否有助于整体税负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在讨论税负的时候，真实的宏观税负水平本身当然是很重要的。但至少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则是，税负水平是否“合理”，这与税负水平究竟是高是低，应当是两个问题。而判断一国税负是否合理，可以参照几个因素：

　　其一，税收制度是否合乎宪政原则。税负虽然可以客观地以数字来计算，但税负是否合理，却主要取决于民众的主观感觉，也即，民众对征税程序的印象。假如人们发现，政府在征税时，征求了民意代表的同意，尊重了他的权利，他就会认可该税收，由此累积而成的总体税负，也就是合理的。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谈到英国与法国的税收时即曾经反复强调，18世纪英国人的税负远高于法国，但却从来没有引致民怨，原因在于法治下的税制让人民对税、对财政拥有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

　　其二，税负与福利是否对称。无论如何，对于民众来说，税是一种付出。而人们之所以同意纳税，乃是为了获得政府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其他公共服务及若干公共品。尽管税负与福利之间，可能存在一般商品市场上支付与收益间那样明显的、可以为人感觉的关系，但人们对此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假如在较高的税负下，人们能够享受到较大福利，则这较高税负就可能是合理的。相反，假如税负并不很高，但人们所享受的福利却更低，则这个税负水平也不会被认为是合理的。

　　其三，税负是否妨碍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依然几乎无法精确计算，而是人们的一种感觉。尽管高税负可能带来高福利，但高税负、高福利也有可能对国民的勤劳精神产生负面影响，在社会上形成懒汉文化、形成一种依赖政府、依赖社会的心理，从而损害公民的责任感和社会长远的创造力。假如出现这样的情况，则该税负即使得到了民意代表的同意，即使提供了与其相称的高福利，也同样是不合理的。

　　《福布斯》的“刺激性”报道，再次引起人们关注目前的税负水平，在近几年政府税收收入连续大幅度增长、且远高于GDP增幅的背景下，也确实有必要考虑税负问题。不过，与其根据他国经验及理论模型争论税负水平是高是低，不如透过民主程序，仔细地探究税负水平是否合理，从而推动税制进入宪政法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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