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动支付和谐成本正当其时 重点在发展成本

　　中新网5月27日电 最新出版的《瞭望》周刊刊载文章指出，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被损害并得不到补偿，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对此，各地应变被动解决问题为着眼于个人发展，主动支付“和谐”成本，方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

　　文章指出，主动缓解社会矛盾，需要基层政府立足于满足群众的发展要求。只有主动支付“和谐成本”，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弥合社会发展裂痕，才能摆脱被动应付的局面，促 进社会和谐。

　　“和谐成本”需要持续支付 寻求利益关系动态平衡

　　文章分析指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标志之一是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当前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通过利益协调，理顺社会群体利益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支付平衡成本，不断缩小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在发展中实现利益关系的动态均衡。目前，很多地方在支付社会和谐成本时比较被动，实际上加大了和谐成本，付出了降低政府信誉等更为严重的代价。

　　文章说，物质基础雄厚的程度及支付“和谐成本”的能力，决定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广度、深度、力度和进度，影响着初级阶段社会和谐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经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包产到户”、“打破国有企业职工铁饭碗”、“实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旧的“大锅饭”利益格局已经被完全打破，但新的合理的按劳分配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利益矛盾和冲突明显增多。比如，知识、技术、资本、经营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后，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加之国民财富二次分配机制不健全，致使贫富差距呈扩大的趋势。

　　文章认为，由于社会转型造成的结构变迁、利益分化，使越来越多的民众从原有生存结构脱离出来。这些“游离”的社会人群在贫富两极化的心理刺激下，产生挫折感和不满，成为不稳定的温床。在利益的二次分配中，如不注重利益关系的动态均衡，支付必要成本，平衡社会底层心态，让各阶层协调发展，和谐社会就无从建立，长治久安也会因社会阶层失衡而出现波动。

　　文章表示，近年来，下岗失业、征地拆迁、工程移民等社会矛盾此起彼伏，基层党政部门疲于应付。当矛盾猛烈爆发后，当地政府往往按上级批示“特事特办”，筹措资金予以安抚，政府被社会矛盾牵着鼻子走，被动地支付维稳费用。这一做法实际上提高了“和谐成本”，不仅需要弥补过去的经济欠账，还付出降低政府信誉等无形的代价。

　　支付“和谐成本”条件成熟

　　基层干部和专家普遍认为，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处理得好就可能顺利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反之，社会利益格局失衡，分化加剧，矛盾激化，社会可能陷入倒退境地。目前，中国市场经济框架虽然基本得以确立，但市场经济中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建立起来。现在，中国以树立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变被动支付维稳费用为主动支付“和谐成本”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

　　文章指出，从主观角度讲，广大干部群众已经在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中，逐步形成了“构建和谐社会应支付必要成本”的思想认识。近年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生态环境保护、弱势群体扶助、城乡统筹一体化、地区均衡发展等各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逐步建立完善，政府主动支付“和谐成本”有章可循；就普通老百姓而言，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追求社会公平、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意识空前提高，群体维权行为日益活跃，强烈要求合理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面对复杂利益格局，政府简单的行政命令和“舍小家顾大家”的说教已经难以解决问题。

　　文章称，从客观角度讲，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为政府主动支付和谐成本提供了物质基础。不少专家认为，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财政收入均取得新突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财政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比重仍偏低，应进一步加大这方面投入，特别是增加对社会保障、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使社会财富再分配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

　　“和谐成本”重在“发展成本”

　　文章分析认为，在一些地方，基层政府计算“和谐成本”往往注重温饱的解决，误认为有饭吃，有衣穿就能安抚民众。其实不然，《?望》周刊记者深入弱势群体采访发现，即使处于生活困窘状态的群众，依然对政府抱有多层次利益要求，他们既要求政府帮助改善生活条件，又要求政府给他们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帮助实现阶层流动、提升社会地位，在社会结构调整优化中摘掉弱势群体帽子。群众的这种利益取向表明，支付和谐社会成本的重点要从支付生存成本调整为支付发展成本。

　　比如，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不仅要让他们生存下来，更要让他们融入城市并在城市中求得新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得到了种地自由，但土地的集体产权不能真正落实，大量土地被低价征用，失地农民不断积累，成为严重社会问题。

　　文章最后分析指出，因此，国家在投资大型工程时，应从政策上充分体现社会和谐的成本投入，必须与老百姓小康建设紧密结合，不能将农民一轰了之。例如，通过政策创新，使农民的集体土地产权能够转变为工程投资，可以长期地、稳定地在国家大型工程中受益。大型电力工程，还可以考虑将一定比例的电力以优惠价格留给当地支持工业发展，弥补工程占地造成的显性和隐性损失，使当地群众从中受益。(刘亢 黄豁 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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