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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国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大幅下滑，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对所谓全球竞争力计算的标准和分项组合占比却介绍和分析不够，特别是对中国到底差在哪里，没有给予深入的关注。
最近，IMD项目负责人斯蒂芬·格拉里教授作了详解。格拉里教授认为，这次中国排名下滑较多，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在60个经济体中排名变为第55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
在整体竞争力排名下滑至30位之后的重要原因。而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分项指标中有一个“金融教育”子目，竟然排名倒数第一。
斯蒂芬·格拉里教授所作的说明既让人吃惊，又使人深思。有目共睹的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被推上了改革的前沿，这两年变化最多，比如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占比大幅度降低，几大国有银行正在积极准备上市，汇率机制形成改革更是破题在即等等，这些都应该给予积极评价，而IMD却没有因此提高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评分，这确实令人深思。
客观地说，IMD的评分标准没有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比如它指出，中国的金融教育基本没有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金融业培养急需的人才，相反，大批没有受过严格法制和市场经济规则教育的人，特别是对现代金融了解不多的人在走向金融业和银行业的领导岗位之后，正在使中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处于不利地位。更为前沿的评价是，中国的金融教育基本没有现代金融的成分，“金融教育尤其缺乏有效性”，没有与现代金融的主导潮流衔接。这使得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远景不容乐观。
在现代金融的主导潮流中，虚拟金融产品在全部金融交易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而在我们现在大学金融专业的教材中，虚拟经济和衍生金融产品交易只是选修课，而政治经济学课程却要学一年。结果是许多金融本科毕业的学生居然不知道什么是虚拟经济，更不懂现代金融市场中的众多虚拟金融产品。在美国耶鲁大学，其开创的“情景分析”课程是金融专业的必修课，这个课程不是指导学生怎样写论文，而是让学生亲临金融市场，通过实盘操作，使学生体会市场风险，并学习各种投资模式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为此，耶鲁大学专门建立了投资基金，并按债券、股票、外汇、对冲基金、创投及房地产等分配不同的比例。这个比例是变化的，如在政府有机会进行减息，债市反弹期将出现前，他们已预早增持债券资产至40%，在经济步入复苏期前，则转增持股票资产至70%。所以，耶鲁大学的基金经营不但使学生在实践中学到了真本领，而且这项基金从1988年至今从未亏本过。
我们身处于一个新经济时代，它具有许多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所没有的产业和时代特征，比如科技创新速度和频率极大地提高，信息传播和共享的程度前所未有，产业创新与淘汰的频率突然加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分离，经济全球化使人类合作成为时代主题等。因此，在金融领域，我们必须对金融业的虚拟化、无形化、网络(电子)化、人性(个性)化等现代潮流有所了解。金融教育最需要培养的不是高高在上、只尚空谈的银行家，而是擅长信息分析与处理的综合分析师，是能够使财富保值增值的理财专家，是可以使客户群体不断壮大的经纪人，以及能够随时追赶潮流的网络设计高手。总之，金融教育要从培养守成型人才向培养创新型人才转化，必须注重培养随机应变的操盘手，而不是只会照猫画虎的“复印机”。
我们认为，排在末位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不以为然。国际大国间的经济竞争最本质或最持久的动力源自文化底蕴与人才培养的竞争，而这两项都离不开能够继往开来的现代教育。由于缺乏一个有竞争力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学教育，中国在IMD的排名才会落伍到第58名；由于中国的金融教育排在倒数第一，中国的金融体系才如此脆弱。竞争自教育始，真正的改革变化也只能寄希望于教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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