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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基本上都是乡巴佬的世界，……既贫穷又不发达。”一位叫斯普拉的外国学者如此评价14世纪时欧洲与中国的差距，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技术上最先进、经济上最强大的文明。《天工开物》一书全面记录了中国当时的技术文明成就。
但是，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在17世纪之后不再领先于西方？这个问题伴随着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在学界受到长久的关注，更时常让国人心绪难平。
当“中国制造”驰名世界之时，对这一被称为“历史问题”的历史问题的追问，一直在继续。如何在经济改革的实践中直面这一“历史问题”的现代性、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了国族当下的新使命。显然，要完成这一使命，仅有“中国制造”层级是远远不够，提倡“中国创造”的才是这一问题的终极愿景。
2005年正是中国创造元年，中国创造已成为国家战略。在去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2020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强调创新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思想的新演绎，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表明了我们必须从主要依靠外来技术的模式中实现突围，是中国改革思路的进一步升华。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依靠的是汗水而非灵感。眼下，这种依靠汗水的经济发展正在遭遇各种挑战，“中国制造”到了必需转型的时刻。
从对外贸易来看，我国已经连续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巨大。作为外贸依存度超过60%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低回报的出口加工业也给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带来了很多结构性问题，比如税制改革和汇率改革困难重重，内需不足、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等。
更重要的是，自有技术和品牌的缺乏严重制约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偏低的利润率使得企业对未来研发的投入不足，进一步制约了企业未来的竞争力。
此时，尤其需要明辨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之间的微妙关系。根据发展经济学原理，人地比例较高的发展中经济，在发展之初应该侧重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和工业，然后再根据经济中资本积累的速度，逐步转移到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和工业。
由此，人口众多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选择“中国制造”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改革的成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准备了资本和市场的基础。但是，也只有实现了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中国制造”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体现，也才能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归宿。
创造需要产生创造的土壤。“丐大业文人弃掷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宋应星曾在《天工开物》的序言结语处发出如此无奈的感慨。经济学家林毅夫对“李约瑟之谜”的解答也正是“中国的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
在推进“中国创造”的关键时刻，《21世纪经济报道》将与企业界和知识界携手，以国际化的视角和完全市场化的运作，通过“中国创造”系列活动，对卓越创新活动进行嘉勉，激励那些以创新促进商业经济发展并提升中国产品竞争力的企业和个人，冀图共同为睡狮觉醒后的再次跳跃做出自己的贡献。
“穷天人之际”方能“通古今之变”。今世之强国如美、英、日等国的工业发展无不经历过从粗到精，从弱到强的过程，其转型秘诀均在于建立激励科技创新的制度和社会氛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天工开物》作为当年中华科技文明的集大成者，却在抑制创新的制度下离奇地作别中国达300年之久，在普遍惠泽西洋和东洋各国之后，才由学者在1920年代从日本引回。如此惨痛历史，吾国吾民足戒。
天工开物，中国创造。《21世纪经济报道》与此时代共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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