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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兴华
美国一周之内两次对中国的纺织品设限，欧盟也对中国的纺织品展开了“特保”调查。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征途上，似乎又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
这些所谓的“特保”调查，所谓的“设限”，当然都是不合理的。不合理之处，首
先在于这些贸易保护措施所依据的统计数字是错误的。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谈判结果，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应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逐步取消有关纺织品的进口配额管制。而事实上，相关国家和地区不仅在取消配额方面行动迟缓，一拖再拖，个别国家甚至等到最后一刻，才将配额的70%放开。这种违背世贸组织谈判结果的做法，直接导致了配额完全取消之后纺织品贸易统计数字的失真。而根据这一失真数字所采取的任何措施，显然都是不合理的。实际上，根据中国的统计，中国纺织品今年的出口量，绝不是“激增”，一些品种甚至有所下降。其次，这些措施有悖于自由贸易的准则。正像一位权威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发达国家“不能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就实行自由贸易，不利于自己的就实行贸易保护。”
中国纺织品协会的有关人士指出，这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将会给中国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将会直接影响到
1000多万人、间接影响到近一亿人口的就业；所影响到的产品，大多是低出口附加值的产品。这就揭示出了事情本质的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真的需要如此大量地出口这些商品吗？中国真的能够负担得起向世界提供如此大量的这类商品吗？
纺织行业作为一个大的行业，并不是“天然”的低附加值行业。那些动辄天文数字般价格的高级时装，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行业的附加值有多么大的潜力。只是这一产业到了中国，才变成了一个低附加值的产业。原因一是中国缺乏世界水平的设计能力，二是中国没有自己的世界级的品牌。由于缺少了这两样东西，中国只能出口低附加值的纺织品，只能进行“贴牌”式的加工生产。这一类的生产，要消耗、占用大量的自然资源，例如用于棉花生产的土地资源等。以中国的土地资源状况来看，中国显然没有足够的承受能力。今年以来，国际、国内市场上，棉花价格都有了大幅度的上涨，这就进一步压缩中国纺织行业的利润空间。为了利润，为了生存，纺织行业只好压低劳动力的成本，与这一行业的就业者展开利益争夺。这实际上已经表明，这种低附加值的行业，在中国已没有多少继续存在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台了提高纺织品出口税率的措施。这一措施与其看作是一种针对“设限”行为的应对措施，还不如看作是中国政府的一种促进纺织产业升级的措施：正是要借助于这一时机，通过税收措施，限制低附加值的纺织品生产。类似地，中国调低粗钢及焦炭出口退税率，都有这一方面的考虑。这或许是一个痛苦的选择，却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透过目前一触即发的纺织品贸易战，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清中国今后发展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规则的背后是实力。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国纺织品的这些措施固然缺乏客观依据，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初，其加入的文本中，的确也规定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可以采取这些措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这一点大家早有共识。利大于弊并不等于说没有弊，这里的“弊”，就是我们所必须承受的代价。纺织品出口的遭遇是如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同样是如此。在世界贸易领域之内，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相对公平。这里，公平所相对的没有其它，只有实力。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了首先是适应规则，然后是改变和制定规则。适应是前提，而改变和制定规则则需要实力的支撑。只有通过适应规则，发展自我，提高自身的实力，我们才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为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这一过程或许是痛苦的，但舍此别无它途。毕竟，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当前的纺织品贸易争端，或许我们能够更加心平气和，能够得出更加理性的结论。
低附加值的纺织品出口纵然有种种弊端，但这一产业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却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这正是中国发展所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难题。一般来说，高附加值产业能够在占用较少资源的情况下，创造更多的财富，然而，高附加值产业通常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强；低附加值的产业虽然能够吸纳较多的劳动力就业，却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创造不了多少财富。建设全面小康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资源贫乏、就业压力突出，同样是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如何化解这一矛盾？贯彻科学的发展观显然是破解这一矛盾的关键。而如何贯彻科学的发展观，则需要我们未来的创造性的实践来提供答案。然而，无论如何，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在国际贸易领域展开竞争，我们是不可能到达胜利的彼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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