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银行改革宿命：源于奇迹

　　本报评论员 南岭

　　在喋喋不休的有关改革或改革失败的消息之后，日本银行业的改革大船正开往何方？日本政府依旧不愿公开谈论最新的银行检查结果和坏账规模，外界对于改革进展知道得并不太多。距离现在最近的消息，还是东京三菱银行和日联银行将合并成为世界最大银行的并购案。

　　隐秘、疲软和永无休止的内部合并构成了日本银行业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同时折射出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鲜明特色。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说“日本的病则是慢慢消耗体力的病”。毫无疑问，这一病症也在银行改革过程中体现无遗。因此，在度过了1990年代那伤感的“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的银行改革很难说已经看见了曙光。

　　经过多年的改革折腾，日本政府不断注入资金之后，日本的四大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已超过10％，坏账与贷款总额之比也降到了5％以下，比几年前最糟糕时坏账占GDP10％的情况有了巨大改观。但是，日本银行业的信贷业务规模却降到了1988年来的最低水平。此外，长期通缩导致实际利率为负，信贷业务的利润贡献很微弱。整体的盈利能力依然低下，并未真正摆脱困境。

　　对于正在探索中稳步展开的中国银行改革来说，日本过去十多年的教训显然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有更多的参照性。正如日本前大藏省高级官员神原英资所认为的那样，“像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一样，日本也正在由‘民主社会主义’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转轨。”两国的银行改革都面临着从政府对经济的深度干预模式中突围的问题。

　　曾经创造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第一”奇迹的银行制度，为何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改革中遭遇如此多的挫折？这是当年盛极一时的“亚洲价值观”的宿命，抑或仅仅是改革者的决策和执行出了问题？比较制度研究学者所说的“适应性进化”在银行改革中应如何体现？

　　银行改革的“厚黑学”

　　纵观日本从1990年代起的银行改革历程，不断地拖延改革进程是一个突出的特征。改革的导火索是此前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产生了大量的银行坏账。

　　改革的初期是由大藏省主导的，为掩饰泡沫破灭后造成的银行坏账规模，该机构先是极力缩小坏账的定义范围，规定只有贷款企业已经倒闭或者过去6个月内无法支付利息的债务才算作坏账，其次是将对银行现场检查的结果进行隐瞒，不公开给公众。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必然导致问题越积越多，情况越来越糟糕。

　　对于隐瞒的理由，大藏省的一位官员说：“我们并不想在金融市场或消费者中间制造恐慌，我们只想缓慢而平和地解决问题。不管怎样，每个人都坚信土地价格终将上涨，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正如后来事实所证明的，日本的经济并没有在官员们的期待中复苏，不动产和土地的价格至今仍然低迷。这一结果不是表明官员们的预期落空了，而只是表明他们一直在自欺欺人而已。

　　拖延虽然符合传统也符合官场“厚黑学”，但毕竟总有个限度。到了1990年代的中后期，银行的严重危机已经到了难以掩饰的程度，加快改革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但巨大的改革阻力和风险有可能迫使银行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1932年2月29日，日本前中央银行行长井上在东京郊区的一所小学附近被枪手刺杀了。枪手为日本铁血联盟的恐怖分子。这一事件的直接起因就是井上主张对日本银行业进行彻底的改革。银行改革者在日本的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时过境迁，暗杀一类的事情已经不再流行，但改革者们所要冒的风险并未因此减少。例如，2002年秋，小泉宣布由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兼任金融大臣，竹中的改革随即落入了漩涡。

　　大学教授出身的竹中在上任后随即宣布“日本没有一家大型的银行大到不可能倒闭”。消息随即引起了股市崩盘，股指跌到了20年来最低水平。同期，日本7家主要银行的行长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宣称如果政府实施了严苛的新银行政策，日本将出现经济灾难，并威胁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他们将把政府告上法庭。

　　同时，自民党内部、内阁以及公众的压力也不断增大。四面楚歌之下，竹中的改革方案不得不推迟出台，内容也进行了较大修正。小泉内阁的改革形象也大打折扣。只有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府一直支持竹中严厉的改革方案。

　　在古典市场经济的视角下，上述现象的确不可理喻。但把这种视角机械地套用在日本身上是否合适呢？不能忘记，这个“不可理喻”的体制曾经创造了单一国家经济增长最大的奇迹。我们需要透过历史的风烟，才能把这些所谓的怪现状看个清楚明白。

　　告别“明治维新”时代

　　“一个制度作为稳定的结构而存在，是由于某种社会行为方式越普遍，选择这种行为方式在战略上就越有利，从而作为一种自我约束机制固定下来的缘故。”著名日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说。这一论述可以用来作为“日本式资本主义”在二战前后之所以形成的解释。

　　考察日本经济史，将发现后来被人们所熟悉的“日本式资本主义”事实上发端于二战前，并被战后的体制所延续和固定下来。而在1931年日本开始发动战争之前，日本的经济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所描绘的纯粹市场经济。日本经济学家吉川等人指出，当时名义价格变化的幅度比战后景气时期的周期性变化幅度还要大。

　　也就是说，二战事实上成为了资本主义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之后，政府才更加深入地开始干预经济的运行。银行制度亦是如此。

　　日本经济学家奥野正宽等人研究了这一进程。研究指出，1930年代，日本工业的重型化伴随着扩充军备的行动到来了，重型化深刻地改变了日本的经济体制。从1930年到1940年十年间，重化工在日本经济中的比重就已经超过了50％。产业结构变迁带来融资中心由证券市场转移到了银行业，同时重化工对人才的需求也使得日本的劳动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终身雇佣制等劳动制度的雏形。

　　同期，日本政府出台了银行法、外汇法、重要产业统制法等法律，开始大量干预市场。对于银行业来说，银行法正式建立了以大藏省为中心的行政管制体系并限制银行业的准入。在战争期间，银行被要求给军需企业优先贷款，并采用压低存款利率的办法保证国债的发行。

　　这套并不稳定的战时体制成为了战后“日本式资本主义”正式确立的出发点。从银行业的角度来说，指定给军需公司贷款的方式也成为了后来的主银行制度的开始。

　　战后，管理日本的美国最高统帅部曾试图发展股票市场来为企业募集长期资金，最后因市场的抗拒不得不以失败告终。本来为挽救军需企业，曾成立了一个对其实施“赤字融资”计划的复兴金融公库，但这种预算软约束的体制很快在1949年美国银行家道奇实施“道奇计划”后结束了。由此，银行事实上成了日本经济复兴唯一可控制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并由此成为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谁又能料到，这个作茧自缚的主银行制度在创造日本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将把日本经济送入了长期衰退的深渊。

　　主银行制度的衰变

　　在政府干预下形成的银行与企业的紧密关系是 “日本式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以丰田汽车公司为例，1949年，为了帮助丰田汽车公司摆脱经济困境，作为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名古屋支行的行长组织了一个银行团，为丰田汽车提供贷款。银行团要求丰田汽车必须接受一个重建方案，方能获得贷款，之前的丰田公司一直有不注意需求而过度生产的毛病。应此要求，丰田公司成立了一个单独的销售公司。银行团也不断深入影响丰田的发展。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为帮助丰田公司购买美国的一条汽车装配线，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为丰田公司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提供了担保。帮助丰田汽车走向了成功。该时期是日本产业获得长足进步的时期，也是日本银行业与企业界之间的蜜月期，当时日本的银行信贷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70年代末。

　　但伴随着丰田汽车等公司的成功，这些公司的自有资金已经越来越充沛，并且具备实力从国际资本市场独立融资了。银行业的角色开始变得尴尬，由于利率管制逐步放松，日本银行业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制度开始解体了。在这种制度下，银行业依靠政府对存贷款利率双重管制形成的微小而稳定的利差空间来获利。这种深刻变化为后来的银行业持续低迷埋下了伏笔。

　　青木昌彦称主银行制度是“日本金融制度最大的特征”。在丰田公司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主银行制度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企业在战后资金匮乏，为引进国外技术，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巨大；二是银行为防止贷款风险，开始介入到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去。

　　具体何谓主银行制度呢？青木昌彦等经济学家主张，主银行不仅是指在企业借款总额中所占份额最大的银行，同时更是在“结算账户”、“企业股份持有”、“公司债券发行”和“企业经营”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银行。

　　这种制度体现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上，就形成了青木昌彦所定义的“相机性治理”。这种不同于英美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就在于企业和银行在事先就约定，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银行将更换公司经营层、或由银行取而代之行使管理权。

　　日本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严格分业经营以及银行业准入限制等方法保证了银行在这种制度中有利可图。在这种制度下，银行只要不断扩大企业贷款规模，就有更多的钱可赚。

　　这种功利主义和爱国主义特色浓厚的制度吻合了日本战后产业从逆境中崛起的要求，帮助创造出了日本经济的奇迹。但由于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行政干预过多等原因，这种制度无疑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

　　从逻辑上说，这种制度下的银行改革根本无从说起，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该制度本来就要求银行要尽最大力量帮助企业，双方任何时候都要抱成一团，而不是各自为政。

　　“东京大爆炸”失败

　　“所谓的社会制度，不是由什么人有意设计的，而是那些适应环境、社会变化的新结构不断被发现，而更为理想的结构被保存下来，即在所谓‘适应性进化’的过程中产生的。”青木昌彦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系统，各种制度的互补结构具有复杂的连锁关系，革命性的变革很容易产生混沌，因此渐进式的改革优于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

　　不过，这种观点显然未被1996年的桥本首相所接受，否则就没有了后人津津乐道的“东京大爆炸”了。这是一种模仿英国的“伦敦金融大爆炸”而采取的激烈改革措施，希望通过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措施，让银行与企业脱离关系，从而建立起一个既安全稳定又具“竞争性和创新力”的金融体制。

　　改革前，日本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破灭带来的银行危机得到了全面体现。1994年12月后，日本发生了一系列金融机构挤兑风波和倒闭事件。一些日本银行在危机前同时拥有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穆迪给予的“AAA”最高信用等级认证，被称为“6个A”银行，可在金融危机后，这些银行被纷纷降级，国际金融市场要求日本金融机构提供比其他国家高的贷款利率，由此出现了所谓的“日本利息率”。

　　为迅速摆脱金融业困境，“东京大爆炸”采取了金融机构业务自由化、资产交易自由化、加强监督体系建设和加强央行独立性等措施。这一改革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很多日本人也为之自豪。不过改革最终却在利益集团的干扰下流产了。

　　一些从事日本金融研究的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一是经济萧条和亚洲金融危机恶化了改革环境；二是触动了各利益集团的利益；三是金融自由化导致国际金融风险骤然增大。

　　概括起来，就是日本金融市场本来就不具备欧洲和美国那样的国际竞争优势，“东京大爆炸”又抛弃了日本原来的本土竞争优势，所以失败是必然的。从制度经济学者的眼光来看，这种失败正是违背了“适应性进化”规则的结果。

　　“亚洲价值观”的宿命？

　　既然渐进的改革一直如同蜗牛爬行难见成效，激进的休克疗法又被迫中止，那么什么道路才是日本银行改革的正途呢？或许这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事实证明，在日本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日本短期内的确难以走出制度经济学家所青睐的“适应性进化”的渐进道路。

　　“小泉政府的改革甚至还不是第一幕，而只是一个小小序曲，它只是唤起了日本国民的改革意识而已。”日本前大藏省高级官员神原英资评价说。

　　神原认为，不良贷款问题表现为贷款者的问题，即商业银行的问题；而实际上是借款者的问题，即企业的问题。“实际上，进行企业改革才是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唯一出路。”神原说。

　　在他看来，正是占日本GDP85％、日本就业人数90％的那部分企业拖了银行改革的后腿。这些企业也正是日本主银行制度难以改革的主要阻力。他们通过执政的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影响改革进程。在讨论银行业的债权处理和政府投入公共资金重组银行时，这些力量就开始发力了。这也就是学界常说的阻碍日本转型的政治经济“双重结构”。

　　日本经济学家伊藤元重曾用“履历现象”来解释旧制度的强大惯性力量。他用计算机键盘的字母排列来形象说明这一现象。事实上，计算机键盘的字母排列是按照“如何让人打字更慢”的原则来排列的。这是因为，计算机出现前的英文打字机是机械式的，如果打字者的击键速度很快，就会引起不同键之间的缠连而出现机械故障。打字机厂商因此就将字母排列得让人不能很快打字。后来计算机出现的时候，制造商为了能让人们很快接受新产品，不得不采用了打字机同样的键盘字母排列方式。谁要标新立异地采用科学排列生产产品，反而不能被市场接受。

　　青木昌彦进一步将这种制度惯性概括为制度的战略互补性和路径依赖性。在体制中，一种结构的比重越高，选择这种结构越有利。同时，不同制度的社会适应性依存于经济体制所面对的历史、技术、社会和经济等环境。

　　在这种状况下，日本的银行改革事实上成了无本之木，改革的阻力远远大于推动力。如果今天有人依然在问：为什么日本银行改革如此艰难？那么正确的答案或许是反问他：为什么日本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在战后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呢？

　　或许，这就是强调国家高于个人的“亚洲价值观”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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