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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建设部等七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与此前针对房价出台的还贷“加息”、“国八条”等政策不同，这个被称为“新八条”的房产新政，既不是就某一环节进行的调整，也不似往常宏观政策多以概括性指导意见为主，而是以非常细致的边界给出了房地产业的整体走向。
“新八条”甫一面世，即被业界称之为“精确制导”，这个感受之所以强烈，或许
因为今年3月的住房还贷“加息”政策出台，本为打击炒房者，但“一刀切”的加息却影响了炒房者与买房人。显然，“新八条”的政策指向更为明确，例如这次房产新政规定：严禁“炒地”，严禁转让“期房”，2年内转手交易征收全额营业税。这对于想把住房当作中短期投资品的人而言，无疑增大了成本压力。
“新八条”不仅意味着政府对于房地产的调节政策更加细致，更在讲求效率的基础上注入了公平因素。在需求方面，瞄准具有炒房动机者，而不是买房行为本身，正是“新八条”较加息政策的进步之处。此外，新政策还责成各地改善供给结构，鼓励普通商品房及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增加中低价位住房供应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八条”正是中央对于地方政府治理框架的一次结构性调整。也正是因为这次调整具有相当的纵深度，虽然限制“投机性购房”可以一步到位，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建造大量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以满足低收入消费者的需要，仍然行之不易。这也正是目前大多数人心存疑问的地方。“新八条”指出，住宅市场将向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倾斜，那么此类房价标准如何制定？由谁来开发？开发商的资格如何确定？在限定经营利润后，开发商的积极性如何保障？中低价位房利润不高，建造者会不会因此偷工减料？
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仍然存在：按照建设部等有关部门规定，每个地区每年都应有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房，但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经济适用房一路衰退，1996年全国经济适用房的比重是16.6%，到2001年降为11.3%，2003年锐减至6.1%，2004年则不到5%。
至少有以下的因素影响了低价房的兴建。
首先，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开始，地方政府手中一直未培育出优良的大宗税种，而“土地”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某些城市，市政道路修建、公共设施改造以及多项公共支出，“卖地钱”几乎成为惟一依靠。如果把住宅建设定位为“中低价”房，那么开发商用地时必须拿到低地价或免地价的地，这对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显然不利。如果要促使地方政府兴建低价房，则有利于地方政府的大宗税种应该尽快出台，目前比“新八条”更为急切的事情，就是“物业税”的制定，与土地是一次性出让不同，“物业税”的特点是“每年都要征收”，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无疑将是稳定而长效的一个税收来源。
此外，有这样的反对兴建经济适用房的理由存在：这类房屋不是“市场化产品”，其他房屋的价格都由市场定价，惟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是限定的，在市场经济里为何还有这样的行政性指令存在呢？不“市场化”，无法限定购房者资格等，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适用房建造上“不作为”的理由。
然而，市场经济固然是正确的选择，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市场并非全能。即使在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市场的缺陷也需要政府的介入。特别地，市场经济解决的是效率问题，而公平问题需要非市场的因素来兼顾。而一旦重视效率而导致“公平”的矛盾激化，反过来影响到效率的实现，就需要政府等因素介入市场规则，来弱化这种矛盾。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GDP的增加可能不会惠及绝大多数人的情况表明，我们不能忽视分配问题。”他对“市场”对要素的配置作用，作了一个假设，“要‘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效率的条件，要求没有外部因素的干扰(没有空气或水污染)，没有公共品，要有完全的信息对称的资本市场，否则在发展的早期，没有理论足以让人相信，市场可以自动产生有效率的结果。”
鼓励地方政府兴建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并非“新八条”或者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细则就能一蹴而就，真正理顺“市场”与“管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形成一套关于住房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根本之举。英国有《住宅法》、日本有《公营住宅法》等，这些都是通过立法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的先例，只有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新八条”这个房产新政的创新才能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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