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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岳
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提倡自主科技创新，这一号召体察了全球经济分工中决定不同经济体地位构成高低的核心要素，也抓住了中国本地经济体的关键不足，无疑是正确的判断。与此相应，中国经济体如果从此更加重视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与创造”并举的方向转化，就可同时兼顾提升中国经济体核心竞争力及消化中国富余劳动力的双重需要。实
际上，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声音，整个崛起中的亚洲都更加重视科技创新的价值，创新也成了2005北京《财富》全球论坛的核心话题之一。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在中国科技界存在着严重的个人化、小团队、偏学科的低效率科研方式；存在着唯技术而弱人文的基本特色。中国的大量科技发明与专利技术具有结构性的低转化率缺陷。不少企业尤其是不少大中型企业在历史上进行的耗费巨大的技术改造并未挽救其衰败的命运。大量的科技财政预算在科研管理系统中自我运转，有表面评价机制而无真正的实效评价。即便在企业层面，大量国内企业的研发部门，只以技术钻研为己任，而不能体察与预知研发成果的市场前景，如此等等都告诉我们，从宏观到微观，科研管理领域存在着某种不易为人察觉的“预算黑洞”。
首先，我们要警惕“科技总是美好”的偏见，我们很难拒绝一个科学家的大胆的科研创意，我们也很难去苛责没有实用价值的科技发明，我们对于研发部门创造的美轮美奂而又没有市场的新产品似乎也不能多说什么。而恰恰是那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通的、经常的、广为熟悉的、低技术领域的资源消耗，不仅容易为我们认知、熟悉，而且会成为资源监控的重点；相反，在科技研发领域，由于更多的人对其产出机制与期待不熟悉、不稳定，并且有不敢苛责科研的心理，因此，对于这方面的花费与消耗容易松懈甚至缺乏起码的控制机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有限的资源可能被使用在大量难以预期收效的非需求驱动与约束型的科研工作上。
其次，我们要认知科技黑洞是可以管理的。这种管理需要确认这样一些基本要素：一、需求判定，无论是国家的战略性需要或者市场的消费需求，都可借助于不同层级的技术工具的可确定性。在我们有限的科研资源下，科研项目应优先或者必须立于有基本明确的需求的领域；二、推动跨学科尤其是跨自然与社会学科的科研工作。重要科研工作的突破需要多学科工具的支持，同时，科研成果的较宽广的应用价值本身与多学科贡献投入有直接关系。对于应用性产品而言，边缘学科与人文类专家的加入，将直接影响到产品成果的市场与社会适用性；三、增加科研经费拨付与使用的独立机制。在科研工作中，许可与划拨式财政机制的低效与不廉情形在国内外广为证实。中国科研经费拨付长期受限于管理系统的自利本位分配与项目管理的低能低效现象。因此，需要积极加强对企业层面的自主科研创新成果的政策支持，尤其需要将政府科研基金使用更为独立、透明竞争、公开甚至授权化的管理方式加以使用，而受惠对象应包括各类所有制企业、民间科研组织、大学等机构。
当然，我们也知道科研创新中，有相当部分不可预知的因素，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作是在摸索中行进，这在具有原创性的科研工作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在欧美，有些专业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完全刻板的规划型的、流程型的、需求导向型的创新管理工作未必见得能够涵盖所有领域。正因为在这个意义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查德·雷思特和麦克·朴雷在他们的新著《创新：忽略的因素》一书中，强调规划型创新管理模式和探索型创新管理模式整合的必要性，强调探索型创新工作应该限定在规划性框架内，而规划性管理也需要给予探索型创新工作以更大的空间，两者之间需要有某种合理的平衡。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企业的产品创新管理领域，也适用于国家的科技创新管理政策领域。
不过，相比较而言，欧美的上述呼声来源于对过度程序化的科技创新管理工作的矫正，而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建立最低限度的创新管理流程和合理的规划框架。(作者为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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