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变报告侦探干部性腐败

　　傅勇/文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从2005年5月13日的《广州日报》获悉，南京市政府出台了廉政意见，干部“婚变”需上报。从近年来披露的典型腐败案件看，“包二奶”、“性交易”不仅是官员滥权的催化剂，也是腐败的核心内容。不可否认，对官员私生活监督的困难导致了这类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对此，南京市政府进行了一个初步尝试。

　　在南京市政府日前出台的《2005年廉政工作意见》中首次明确规定，干部婚姻变化情况要向组织报告。其中，要求干部个人婚姻出现变化时要及时向组织进行书面报告，并清楚地汇报婚变的基本理由和基本情况。如果婚姻变化是干部个人因包“小蜜”等情况引起的，组织上将视情况干预。

　　婚变成为一个信号

　　通过婚变报告，南京市政府试图改变在查处“性腐败”时的信息劣势，以达到提高对干部监督和廉政工作的效率。

　　在“性腐败”监督中，要确切掌握每位干部的私生活是十分困难的，就像企业主很难知道每位工人是否偷懒一样。然而，接受“性贿赂”、“包二奶”的干部发生婚变的可能要远远大于平均水平，因而，婚变和“性腐败”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样可以将婚变作为一个信号，并对发生婚变的干部进行进一步核实调查。

　　南京新政的可操作重心应该是婚变报告本身。只要此项规定得到认真执行，干部至少会对自己的婚姻变动做出如实说明。从这一结果出发，组织再对其婚变的原因做必要的了解调查，查明婚变背后的真实“隐情”就会变得容易很多。

　　洛克菲勒的感慨

　　应该指出，这项规定很难在法律上找到直接的依据，有“侵犯个人隐私”之嫌。但换个角度看，选择从政这条路或许本身就意味着要以丧失一部分自由为代价。上世纪70年代曾担任美国副总统的大财阀洛克菲勒，对于当上副总统后财产必须被登记公开的规矩感慨道：“我们的政治中有一些野蛮的东西。”但是，对整个社会和公众利益而言，这种“野蛮”何尝不是一种文明？

　　我们再来看一个著名案例。1914年，美国汽车巨子亨利·福特为稳定员工、提高利润，宣布将工人的日工资上涨到5美元，当时的市场工资不到2.5美元。许多人认为福特发了疯，但他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福特同时规定，只有表现节俭、庄重、品性端正、工作习惯良好的工人才会获得额外的2.5美元。为此，福特聘请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人员进行频繁的家访，查看雇员的银行存折以记录雇员的储蓄习惯，还会调查雇员的婚姻是否幸福，是否有酗酒的恶习。如果被发现不合格，工人只能拿到别人一半的报酬。该方案立竿见影，1915年，福特公司的跳槽率从370%奇迹般地下降到16%，生产率则上升了50%。

　　从这个案例来看，在福特工厂工作确实丧失了很多的自由，但由于工人可以选择退出，所以交易仍然是自愿的。结果是，工厂效益和工人收入都大幅上升。选择从政类似于选择到福特工厂工作。接受更多的监督是当干部的隐性成本的一部分。近年来，公务员招考十分火爆，这表明行政领域的报酬要高于其他领域。

　　婚变报告对官员所造成的影响不会导致优秀干部的离开。“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对一个一清二白的官员来说，婚变报告不会造成太多危害，而对那些心里有鬼的人来说，报告婚变的成本可就大多了。

　　仕风攸关治乱

　　当然，婚变报告只是一个初步尝试，它的一个问题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再有，大多数的性腐败官员只是图一时之快，很少会痴情到真的要与“小蜜”共结百年之好。对于这种情况，婚变报告就显得鞭长莫及了。

　　最重要问题是，南京这个政策的权威来自行政层级和组织规定，监督很难制度化、规范化。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健全法律、公众和舆论监督。正如当年，面对克林顿闹得沸沸扬扬的桃色新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感叹不已，“社会通过巨大无比的放大镜审视你的一言一行，可不能犯错误！”

　　明代大儒吕坤在《呻吟语·治道》中有曰：“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希望南京新政能产生“仕风变，天下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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