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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龙希成
5月13日，中国银监会召集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在北京召开“完善小企业融资服务工作会议”，研讨银监会即将出台的《商业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这是银行业对今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36条意见”和“深化体制改革意见”的具体落实。联想到去年底以来央行副
行长吴晓灵、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各种会议上有关支持微小企业融资和民间借贷的讲话，借用刘主席的话说，中国金融界正在“迎接小企业融资的深刻革命”。
中国金融界正在经历一场信贷文化的革命。这场信贷文化的革命依赖于一系列信贷体制与法律环境的变革，其目标清晰地指向市场本位；也就是说，这场变革是要解除传统计划体制遗留给金融行业的束缚，清扫覆盖于民间借贷和非正规金融活动之上的灰幕，重新定位政府的监管和法律的规戒，还中国金融业一个新的基于社会信用和自愿交易的市场信贷体制与文化。
以微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目前的1／3，城镇新增就业的70%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的70%均由民营经济提供。迄今，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已达24.5万亿元，M2／GDP的比例高达189%，为世界之最，但小企业却普遍反映融资困难。既然正规的银行信贷体制一直未能为小企业融资提供通道，那么民营经济又是怎么“长大”的呢？
答案被涂上浓厚的灰色。20多年来，民营经济依赖的金融支持多为民间融资和非正规金融。民间融资主要表现为亲戚朋友等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借贷，企业之间的拆借，以及私募筹集资金等。对许多民间融资行为法律并未明文禁止，受到打击的只是高利贷，但也没有被“正名”，随时有被“清理”之虞，以致现今“地下金融”的绝对规模已达七八千亿元之巨。而国家对贷款利率的严格管制，使得民营企业很难从银行得到低利率贷款，不得不以“返利”等非正规手段获取金融支持。
因此，政府管制过严，可能扭曲社会的融资结构，增加银行的信贷风险。相反，放松金融管制，尊重公民和企业的产权，归还资金拥有者以运用资金的自由，并通过重新定位监管职能，强化信息披露、打击信息造假，突破原有的法律束缚，制订新的规范如《放债人条例》等，释放出一个合法的庞大且活跃的民间金融市场，不但可以保护存款人和投资人的利益，而且给整个金融体制和信贷文化的创新带来一股飓风。
应该说，前述国务院的两个“意见”和银监会即将推出的“小企业贷款”文件，都为商业银行开发面向微小企业的信贷产品提供了强力的政策支持。而最重要的配套政策则是去年10月28日央行宣布的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上限。须知，对贷款利率的上限管制一直是无数农户和微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障碍。个人和小企业具有抗风险能力弱、经营不规范、信息不透明等特点，贷款的成本和风险较高，这就需要赋予商业银行充分的针对若此特点设计贷款产品和定价的自主权。在这个意义上，长期惯于计划思维的商业银行被注入了市场信贷文化的活力。
新的信贷文化不但反映在利率定价的自由化，也表现为担保、抵押、质押品种与方式的创新。以往的法规和政策过分强调抵押担保，对抵押物有严格限制，这非但未能消除信用风险，反而破坏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诚信关系，限制了他们对应收账款等非动产抵押的自由选择。银监会的新规则将借贷的基石重新置于当事人的信用和自由之上。
新的信贷文化更体现于金融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之中。过去的信贷质量考核强调单笔贷款的责任，激励贷款员趋向“抓大放小”，只贷大客户，不贷小公司；现在则采用“打包考核”，给予信贷员统筹业务的自由。过去银行依赖大公司的财务数据，业务清楚单一，现在银行则注重专业知识和对行业与市场的深入了解，以确保自身的贷款安全与赢利。这是说，银行信贷文化由“懒”变“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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