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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媒体说不足的公共理性
朱四倍
在昨日的北京《财富》论坛文化圆桌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回答主持人提问时说： “中国政府鼓励媒体说中国的进步和不足，鼓励中国媒体多讲事实，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见5月17日《中国青年报》)
“鼓励媒体说不足”既是对快速发展的社会的正视，也是对媒体功用认识深化的反映，折射的是政府自信姿态。也表明，政府已经相信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和政府都具有了的理性辨别是非的能力。媒体对任何团体和个人的批评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合理，但只要在本质上科学、合理，被批评者就应该接受。只有这样，公众才能对一些问题进行公开、自由的讨论，通过讨论来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
“鼓励媒体说不足”是民主的折射，有利于促使公共领域的形成。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以舆论监督为基础的民意政治，而民意的集中、平衡与协调是民意政治最基本的前提，“鼓励媒体说不足”意味着不论是知识精英、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公民都有倾听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鼓励媒体说不足”是在社会分化的情况下，政府角色和公务员角色重新定位的需要。我国的政府历来强调的是政府管理的权威性，忽视公民个性化、人性化的需要。同时政府透明度低，民主参与渠道狭窄，民主意识淡薄，从而造成政府行政缺乏有效的、广泛的、多渠道的监督。在这种体制之下，公务员公共行政的意识淡漠，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得不到有效、全面的监督缺乏公共责任感，公众服务意识差。“鼓励媒体说不足”就为改变这种现象提供了可能。
“鼓励媒体说不足”，更重要的是说明我们社会需要“更多的言论”。言论自由和意见的多样性是真理彰显的必要环境，在此环境之中，真理具有自我矫正能力，真理的运动是一个自我纠正的过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曾经说过：“除非言论所能引起的明白的祸患是如此紧迫以致来不及充分讨论就会发生，言论所导致的危险就不应是明显且即刻的。倘若还有时间通过讨论来揭穿谎言和谬误，得以教育的方式防止祸患，那么补救的办法就是更多的言论，而非强制的缄默。”“鼓励媒体说不足”彰显的正是这种“更多的言论”的思想。
说到底，“鼓励媒体说不足”就是在重视民意，就是公共理性在滋长。公共理性不仅是一种社会道德理性，而且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理性。公共领域是表达公共理性的有效场所。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公共利益、没有公共参与、没有公共舆论和公共监督，就会最终没有政府的公共性。□朱四倍 (河南 教育工作者)
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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