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是模式也有警世故事 发展战略引人瞩目

　　本报记者 赵忆宁

　　华盛顿报道

　　2005年4月7-8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办了“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进展、存在的危险及国内外的含义”(China’s Economic Emergence：Progress，Pitfalls，and Im plic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的学术研讨会。

　　200人的会议室却有500多人到会，其中很多人专程从华盛顿、费城等地赶来。一位在东亚研究所研究中国资本流通的博士后也没能进入会场，会议室的过道、门口都是听众；场外，人们席地而坐，借助扩音器“听会”。很多人在会议室外仍然认真地记笔记。东亚研究所所长吕晓波强调，这次研讨会不仅仅是影响纽约的“Up Town”(上城)——知识分子，主要是要影响“Down Town”(下城)——华尔街。

　　美国人为什么会对另外一个国家感兴趣？一般而言无外乎两点：其一是现实或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其二是市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人对中国问题感兴趣？“中国占有两者的结合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第一，中国的崛起；第二，市场，已经是现实的市场。”东亚研究所所长吕晓波说。俄罗斯、阿拉伯都是美国潜在的对手，但是他们都不是美国的市场。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中国是一个大的现实市场，美国500强企业的前10名都在中国投资，中国生意的份额越来越大。2004年GE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价值50亿美金；GE中国公司的销售额是50亿美金。这就不奇怪现在很多美国人学习中文，哥大有400多人学习中文，仅次于传统语言西班牙语排名第二。

　　此次会议共邀请了25位专家讲演。他们看待中国的视角比较理性，理性地研究、分析中国问题，理性地把这些问题引进公众媒体，并成为公众辩论过程中的理性支柱和理性仲裁。

　　关键的问题是，理性不能仅仅是一小撮精英的理性，而必须是全民的理性。人类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这个问题牵涉历史、文化、种族、政治和现实利益，涉足者非常容易陷入情绪化和片面、偏激的陷阱。

　　国际组织和一些专家学者们一直倡导“世界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等，当看见日本、新加坡、巴西繁荣起来，他们由衷地高兴。但是，当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繁荣起来时，美国人在排长队、花高价购买汽油的时候也许会有点后悔：我们真的希望所有的人都富足吗？恰如当一只病猫痊愈时人们会很高兴，但当一只病虎痊愈了、健康了、长胖了时，人们所希望的是赶紧找个笼子给它关起来。

　　到会专家们趋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从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国际力量结构的大转型。能够逆转中国崛起之大势的力量在理性范畴之内几乎不存在，换言之，中国之崛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及相应的社会体系已经有了良好的应变生存能力，而且经济机器已经获得了独立生存能力，甚至可以说有了一定的推动和引导能力。

　　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这次会议之所以引起听众的强烈关注，其缘由，一方面是由国际顶级专家各抒己见，共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现状、未来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意义进行评估。而另一方面，以研究中国问题而著称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曾经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齐名，到目前为止，这两个研究所仍是美国是最好的亚洲问题研究所。这次会议是哥伦比亚大学在沉寂十年之久后首次召开的当代中国问题的研讨会。

　　中国经济书写了意义最为重大的故事

　　中国经济书写了过去几十年意义最为重大的故事，从诸多方面而言，它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其他经济发展相比，称之为奇迹毫不为过。自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5%，是美国增长率的3倍，目前中国GDP总量已达到世界第6位，其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二。中国昔日的贫民和数以千百万计的农民在工厂工作，生产着任何可能想象到的产品，以满足美国等普通民众的日常所需。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1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30%，位居世界第三位。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外贸增长达56倍之多。

　　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型生产国，也成为原材料和能源的巨大消费国。中国目前的石油进口占其消费总量的1／3，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不仅有着巨大的成功，也得到了诸多教训。那么，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学到些什么？

　　中国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启示意义？这些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政府所追求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未来5-10年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如果中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则它对世界经济将会产生更为巨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世界知名学者就中国经济的成就、问题及其未来面临的挑战进行剖析，可谓恰当其时。例如，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之中，中国是否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成功而可借鉴的模式？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意义是什么？第二，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可持续的吗？中国环境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快速经济增长的社会和人文含义是什么？第三，人们普遍认为“良治”(Good Governance)和法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至少西方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良好的制度对经济持续发展至为重要，中国如何能够在缺乏运作良好的法制机制情况下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许多学者对此质疑甚多。第四，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现实，还是一厢情愿的设想？中国的银行体制改革是否陷入了僵局？中国如何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对未来的影响是什么？中国未来的资本市场如何运作？

　　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短短一天半的会议上解决，我们也不可能一次性提出中国经济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我相信，这些问题事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与会的学者们会提供睿智的洞见。

　　中国经济既是模式，也有警世故事

　　中国的经济发展既是一种模式，也是一个警世故事。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斐然，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给予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改革和农村教育方面的杰出表现以较高评价。改革之初，中国农村人口大多处于贫困线之下，人均收入低；另一方面，中国就业人口庞大，为其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可诠释为“改变体制、打开国门”。对外开放、贸易自由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中国尚未在金融体制上实现完全的改革，但是中国在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是完全开放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市场极其狭小，而对外贸易为中国进入国际市场打开了渠道。在这一方面，中国对贸易自由化的支持(Pro-Liberalization)程度堪为发展中国家的表率。

　　在体制改革方面，中国与西方的概念殊为不同，因此难以利用西方的既有框架进行分析，但中国在投资环境方面的创新具有积极意义。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私有经济进行了调查，涉及基础建设、调控管理、腐败、个体经济等方面，结果表明中国在投资环境方面的进步是巨大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营业税超过30%，拉丁美洲国家为20%，而中国仅为10%。因此，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创造了更为优越的投资环境。这对中国的发展至为重要。

　　普遍认为，中国工资水平较低，我们对此的理解是错误的。调查表明，中国的工资水平超过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原本都低，不足以说明实质性问题，相比而言，中国充裕的劳动力更能说明一些问题。以上是我对中国基本模式的理解。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在减贫方面的努力值得借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超过6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借鉴中国模式的问题，我觉得其他国家不可能简单地复制中国的所作所为，但是中国对人文指数提高的坚持、对投资环境改善的努力、对开放的热情所构成的制度性安排却是其他国家可以模仿的。

　　但中国经济发展了25年，也有许多方面是不可持续的。

　　在能源方面，中国煤产量甚大，但石油严重依赖进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石油进口占其总消费量的30%，从而导致世界石油价格的飙升。而且，石油的价格和质量标准存在严重问题。截至目前，中国尚未很好地利用价格杠杆调节人们的能源消费趋向。此外，基础建设也消耗了中国大量的能源资源。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空气污染，这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中国有二三十个城市的污染程度在世界最严重之列。我认为，中国应该认真思考采用价格和质量标准这两个杠杆改善环境。如此，不仅对中国民众有益，也有助于缓解世界气候变暖的压力。

　　近来，中国在讨论新的五年规划，人们应借此关心最重要的问题。我生活在北京，因此对目前政策强调关注处理污染和交通问题并不感到惊奇。但是，我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自然资源管理问题之重要性不容忽视。

　　关注弱势群体的政策是重要举措

　　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抨击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极其容易，忽视某些问题也是很容易的。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存在的问题不仅限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方面，即使从减贫的角度看，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也是成堆的。

　　其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的差距，当然城市和乡村各自存在的问题也是重要因素。至少从收入水平的角度看，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8上升到2003年的0.47，中国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它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随着市场力量的主导地位上升，经济增长如何在不同的人群和地域上扩散，将是影响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参与了对中国收入情况的一个调查项目，调查结果表明，从1995到2002年，中国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所减少，尽管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无减少的迹象。其中的原因在于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国家经济政策的进步。前者主要体现在工资和就业的巨大增长上，尤其是农村人口的工资和就业机会在1995-2002年有了极大的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大大高于农民种地所得，他们在乡镇也比较容易地找到工作。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人基本上不在城市购置住房，而是在工厂宿舍居住，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了。后者显示，中国政府的政策有了巨大的改变，采取了有利于稳定的种种政策，包括对中国农民工的救助措施。中国政府采取倾向于弱势群体的政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金融危机迹象已经有所显现，但中国无暇他顾，只能重点关注贫困问题，包括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和工资增长的可能性，普通民众的收入有所增加，收入差距有所减少。

　　这种政策变化并非偶然，2003年之后，中国开始告别昔日一味关注GDP增长的政策，新经济政策取得的成功也是显然的。2004年，温家宝总理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报告指出，均衡、持续、以人为本的发展取得初步成效。这种新发展战略是否是可持续的，仍然是尚待观察的问题。然而，如果中国的财政制度不改革，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难以得到保证的，这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应从根本上把中国视为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改革之初，其基本情况与战后的日本经济状况类似，由于当时的价格是人为制定的，所以无法反映经济的真实状况和发展水平，而当时的税收也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在价格改革方面可以说是“打开了窗子”，但到90年代中期，市场力量已经成为最大的改革动力，由市场决定价格的经济范围已经非常之大了，价格的大门至此才打开。甚至在第三产业，价格也开始由市场决定，而对许多经济形态而言，这是最顽固的部分。从这个方面看，中国已经从高度计划性的经济发展成为市场经济，这不仅体现在产品市场上，还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这种进步是非常巨大的。

　　当前，中国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三资企业对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角色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过去几年，中国60%的出口是由与外资相关的企业创造的。在开放方面，我认为，中国不仅成为重要的贸易国家，而且其生产主要是为国内市场服务的，我们不能仅仅从北美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经济。中国较低的价格、庞大的国内市场是其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也是中国竞争力之源。从进口的角度讲，进口占中国GDP的35%，约为日本的4倍，也是美国的数倍之多，这也可视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另外一点就是中国过高的储蓄率。中国改革价格之初，高储蓄率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中国的储蓄率至今仍达其国内收入的40%，相当于印度的3倍。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也可用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之谜。中国严重依赖外国公司和资源的说法是误导性的，中国的高储蓄率可为其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重要的动力。

　　就中国存在的问题而言，我强调关注银行体制，并认同鲍林戈校长指出的体制改革问题。我认为，中国在金融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银行体制的问题，还有保险、信贷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从长远的角度和系统论的观点看，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整合，确保经济持续发展。

　　尽管中国的金融问题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注，我仍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比较乐观，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中国的资本市场而言，高收益率是具有吸引力的。尽管中国银行体制的运作糟糕至极，但其资本市场兴旺依旧。就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来看，尽管中国发展中存在重重问题，但其前景依旧乐观。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对中国的持续发展来说，良好的制度建设(包括法治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而竞争力更是单一性的关键性因素。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结论是，中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中国综合发展战略引人瞩目

　　中国的一位领导人在回答中国革命是否胜利了的问题时曾说，“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我认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而言，有许多问题是我们不了解，不能作出解释的，因此这一答案也是适合的。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过去25年，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拉美国家乃至其他转型国家而言，中国的经济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的角度均如此，任何一个到中国旅行的人士都会亲身体会到这一点。

　　中国的模式是其他国家可能模仿的。分析中国的数字，我们可以得出许多结论，当然仅仅数字还有可能低估中国的发展。但我仍然强调，将GDP用于分析某国做得好坏是一个错误的分析角度，因为它会将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恶化等因素排除在分析之外。如果我们将其他各种因素考虑在内，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缓慢的，即便如此，中国的增长依旧是积极的，因为你可以得出印度等国家负增长的结论。

　　从发展模式的角度讲，政府清楚理解应该走什么发展道路至关重要。中国政策采取的以人为本的战略与美国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有相似之处，也与美国最近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中国关注均衡、质量的发展政策对其他国家有启示意义。回溯所有经济发展理论，任何单一因素都不可能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最引人瞩目的一点是采取了综合发展的战略，这与世界银行所突出的综合发展框架有可类比之处，中国显然吸取了其中可借鉴的方面，如对环境恶化、卫生条件等的关注。当然，中国对基础建设、技术和储蓄率的强调确实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条件。

　　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应该强调哪些方面成为关注的重点，而竞争和产权成为其中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竞争是成功的真谛，也是决定成功与否的关节。此外，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也是政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确保经济稳定、增加人均收入是其最为重大的目标。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的高储蓄率，中国如何使得储蓄率降下来将是其经济发展所必须考虑的政策趋向，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储备资本，也为防止金融风险提供了基石。这些方面都是其他国家可以向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当然，其他国家能否模仿中国是另外一个问题，此处不予讨论。

　　至于中国存在的风险，我想补充的是，目前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建立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涉及到产权、税收等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中国对外开放已成公共物品

　　我作为一个祖籍印度的学者，有一个将中国、印度和美国进行比较的天然愿望。年轻之时，我就有这样的认识，印度曾经并且依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最重要的条件是投资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中国能够聚合资源为发展所用，印度和美国却无力提高民众的储蓄率。美国和印度都有“民主”作为经济发展的后盾，但是这个后盾太过雄厚了，几乎很难立即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我甚至怀疑，在经济发展方面，“民主”并不能造就什么特定的发展机遇。

　　如果经济需要发展，就需要更好的政策，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自己更加开放，更多地利用市场的力量。在思想意识上，应该更加倾向于市场，采取更加务实的方式进行改革。在这个意义上，印度比中国更需要开放和改革的措施。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由自己的选择所决定的，而最终的局限也来自于自身的制度建设和政策选择。中国在20世纪后期所实行的政策就是在经济上进行自由主义改革，政治上保持相对稳健，因而经济发展迅速。当前美国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与肯尼迪时期如出一辙，不同的是，美国现在非常重视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能力。

　　当前，中国金融体制面临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兴趣，而人民币的币值备受重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对此问题只是提出来供大家思考和讨论，但中国对货币的政策值得我们研究。中国利用贸易发展促进改革的道路是自由主义的、面向市场的选择，相比日本的发展而言，其经济奇迹与日本的国内市场封闭形成了对照。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之源，即使从进口的方面讲，中国也有其迅速发展的一面，而进口原材料成为中国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发展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知识产权问题，中国加入WTO并签署了相关的协约，接受并期望接受协定的约束。在这一方面，中国的角色是值得重新认识的。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成为了公共物品，设若中国不再采取全面开放政策，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美国等与世界经济相关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你喜欢与否，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