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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钊
5月初的时候，在欧盟对于中国纺织品的抱怨不断升级时，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告诉法国商人，中国对欧出口的纺织品利润是非常微薄的，平均一件衬衫只能赚到0.3美元，这样算下来，需要出口8亿件衬衫的利润才能买一架空客A380飞机。
8亿件衬衫和空中客车，这种表达方式对中国企业来说并不陌生。实际上，在这种特殊的等式左边，我们还可以换上无数其他种类的中国商品，比如另外一种表达是2亿条牛仔裤和波音飞机，还比如我们也可以说数以亿计的棉袜子的利润才能买一架飞机。等式两边无论是什么，都传达着同一类概念——廉价的中国货，辛劳的中国制造商。
不过，对于这种典型的中国人的表达方式，西方商人甚至政界官员做出的解读，与中国人的理解却大不一样。廉价几乎成为了中国产品的代名词。大部分中国企业依靠廉价在全球市场中攻城拔寨，这是事实。问题是在同一情境下，站在不同角度，廉价即可能被看作是竞争力的象征，也可能被看作是在全球产业链低端打工者的写照；中国货有可能因物美价廉而被西方经销商追捧，也有可能因其扩张能力而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入侵者。
这正是今天的中国货所经历的故事。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盟，我们都可以看到，一部分人尽情地享受着低价的中国货带来的好处，另外一部分人却把国内产业转移带来的阵痛归咎于中国货的低价。美国商务官员会对中国官员说，你永远都猜不到这样小的棉袜子威力到底有多大。这话不全是外交辞令。
因此，在遭遇贸易壁垒，面对打压的时候，和那些把矛头指向中国货的人，我们常常会很难对话。在我们看来，道理很简单，中国的生产商只是赚了点辛苦钱，外国的消费者享受了低价，他们少掏了腰包不说，还指责说是中国货挤垮了他们的相关产业，让他们的人民损失了工作岗位。这是一件多么不讲理的事情？
而且，经济学知识也告诉我们，中国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其实正是比较优势下国际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分工面前，发达国家更加专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产业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相应减少，也是一个自然过程。
但是，让身处于这种进程中的所有人都接受上述观点是困难的，我们对低价的强调，也可能换来更多的质疑和抱怨。事实上，当我们强调贸易会给双方带来双赢时，也可能会给另外一部分人带来损害。如果我们把商业世界看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一旦原有平衡被打破，最容易被指为破坏者的即是新的进入者。而这种失衡也很容易演化成社会情绪，并得到政治层面的关注。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8亿件衬衫和一架空中客车的等式后面，其实蕴含着巨大的不平衡。比如处于产业链低端所不得不承受的“盘剥”。一个中国企业要为DVD芯片支付的专利费，比他卖产品所能赚到的加工费要高得多。在大部分制造业领域，标准为国外竞争者所有，都让中国制造商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而，如果把贸易放在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上去看，大部分的利益仍然被那些抱怨我们出口太多纺织品的市场所拥有。
然而，在国际贸易争端中，如果我们不能让贸易伙伴认同我们的立场，选择就只有一个，尝试去改变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企业不时提起如何提升自己的技术，如何在标准制定上争取话语权。但是，即使这是一个相当紧迫的现实问题，一个企业在做出决策前也需要客观分析。
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正如发达国家不能躲避产业转移的到来，中国在这个阶段被看作“加工车间”，很大程度上也是分工的必然选择，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总体格局恐怕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即使突破可能出现于任何一个局部和细节。在鼓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被看作走出低端，告别全球产业链上“民工”角色的药方时，我们也相信，确实有一部分企业，尤其是在新兴产业中，它们可以比较快地站在高端说话。不过，对相当多的中国企业来说，扮演好“蓝领”角色还是其迈上更高台阶前的必经之途。
客观地说，8亿件衬衫所表达的内涵远比产业分工要丰富得多。需要审视的是，很多中国货的廉价隐含着扭曲的成本。比如说，有多少企业漠视基本的人文关怀，以牺牲劳工安全和健康的方式换取高效率？企业的成本中是否包括了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包括了环境和资源成本？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企业过去没有为此而支付成本，现在已经开始为此支付成本。今年深圳最低工资的大幅度提高，只是一个开始。
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这都会导致未来一段时间企业成本的提升，企业如何从自身层面考虑降低成本，政府和市场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这种微妙的变化，都将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8亿件衬衫与一架空中客车所组成的都不是简单的恒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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