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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北京正日益成为我国展示对外形象的门户。比如说，最近台湾政党领导人连战和宋楚瑜先后来祖国大陆访问，两人的路线中就都少不了北京和上海。其中，连战的上海之行，更被媒体称为“希望之旅”，言下大有把上海视为一座希望城市的意思。
我住在北京，熟悉上海。对这两个城市，我的印象都很好。我经常组织或陪同的国外贸易团组或商人访华，北京和上海也几乎是少不了的两站。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城市让
初来中国的老外们也兴奋不已，大有相见恨晚的架势。坐着磁悬浮列车，看着浦东新区齐整洁净的街道，穿行于林立的摩天大厦，老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似乎也在中国看到了大干一番事业的希望。
每当这个时候，我心里却总是隐隐不安。在这两个城市、以及其它超大型城市繁华表象的背后，我看到的虽然也有希望，但更多挥之不去的，还是对中国目前这种超大型城市发展路径的担忧。
最近一次去上海，是和前墨西哥驻华大使扎帕塔先生同行。墨西哥是世界上30个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年GDP达到6300美元，经济增长率也达到4.2%，势头很好。尽管如此，大使先生一路却不停表达他对墨西哥贫富分化问题的担忧。这种贫富分化和墨西哥的超大型城市发展战略很有关联。扎帕塔先生本人就住在首都墨西哥城。墨西哥城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多达两千万人口。而整个墨西哥国内的常住人口不过一亿。换句话说，一个墨西哥城，已经占了全国人口的20%。
在扎帕塔大使看来，这种畸形的发展格局，严重损害了墨西哥人民的福利。首先，资源和经济活动片面集中，大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大大高于其它地区，成为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其次，城市的超常膨胀，造成交通拥挤、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人文氛围恶化等大城市病，使得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素质也大幅度下降。一方面，是广大贫困的低收入农村人群；另一方面，则是一小批富裕但是生活得并不舒服的城市居民。一个国家陷入这种贫富都不讨好的怪圈，实在是非常烦恼的事情。
和墨西哥城比起来，中国的大城市还没有达到那种地步，但是颇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北京市仅常住人口就已经达到了大约1500万人，上海则是将近1750万人，直逼墨西哥城。要明白，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墨西哥的六分之一，城市化平均水平极低。在这个背景下看，中国个别城市的发展，恐怕早已经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提前”进入了超大规模的阶段。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适度城市化，可以使各种产业、资源和人员相对富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但是，当集中超过一定限度，经济运行的成本就反而可能上升。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超大城市中的房地产价格，通常大大超出甚至数倍高出普通大中城市。那么，这里的企业光是房租就要高许多，而且企业员工也需要更高工资才能在城市中置业和生活，这将大大推升企业的运营成本。极端情况下，企业会逐渐离开，产业外流，城市会逐渐空洞化。若干年后，昔日繁华似锦的高楼大厦地带，将变成一座空寂的死城。在美国一些昔日的大城市的市中心地带，如纽约、克利夫兰，都能看到这样一些死城地带。而这些城市的大城市病，还远远算不上严重。
我决不是在杞人忧天。不久前一期《新财富》杂志的封面文章就指出，上海去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已经从2002年的43%大幅下滑到5.6%，这其中还包括了大量涌入房地产的热钱。实际上，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去年为上海贡献了95%的GDP，成为其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上海经济房地产化的倾向已非常明显。至于北京，房地产泡沫也许没有那么严重，但却存在严重的“经济孤岛”现象。从北京驱车向郊区任何一个方向开出80公里，你就会惊讶自己在一瞬间穿越了信息社会到农业社会的几百年发展差距。
我热爱北京和上海，希望她们继续繁荣下去。然而，中国不只是北京和上海。如果政府的发展战略继续不恰当向少数大城市倾斜，如果她们继续占据着过量的经济份额，则建立“和谐社会”的任务，将不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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