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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愚
近来，温州市委、市政府启动招商引资发展工业“12345工程”，标志着“温州模式”正在转型。温州作为活跃的民企集聚地，但其外资经济一直是最薄弱的环节。温州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0.84亿美元，而同省的兄弟城市嘉兴仅去年一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就达10.22亿美元。所以，如今的温州将招商引资作为“要千方百计破解的难题”，当地
政府无疑认识到了模式转型的必要性。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变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诱致性变迁，即自发性变迁，一种是强制性变迁，即由政府法令引致的变迁。温州选择的是后者，即政府通过制定招商引资的硬性指标，及让各县市区的领导干部签下“军令状”的做法，来补救温州经济体制现存的不足。然而，强制性变迁的不足之处同样不容忽视。笔者认为，温州此举必须注意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将招商引资“数字化”的做法仍然带有“GDP导向”的味道。“12345工程”将引进的外企数量和工业总产值等都给“指标化”，将强制要求完成。这种做法也许像一剂强心针一样促使经济迅速转型，但一些县市由此可能背上包袱，盲目注重GDP增量。
其次，外资力量可能遭遇民营经济惯性路径产生瓶颈问题。温州市委书记曾多次提到“无外不快，无外不活，无外不强，无外不高”———这个“外”，自然就是“外资”了。在总量和速度上引进外资固然重要，但不得不提的是，当海量外资涌来时，是否能与习惯了不靠政府、不靠外资的众多民企顺利、及时地实现对接？
再次，“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成为制度优化与变迁的障碍，并将使温州模式转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大打折扣。所谓“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就是政府体制改革滞后。事实上，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没有各级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优化与转型，即使经济总量上去了，也并不代表这一发展模式实现了成功转型。
总之，温州以一种前瞻性的眼光，战略性地推进“温州模式”的变迁，这种突破经济发展模式化窠臼的做法对我国其它省市来说具有“标本价值”，正如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所说，经济模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非一个僵死的区域概念。但是，必须谨防转型成本的隐性攀升，避免模式变迁落入“刻舟求剑”的俗套。
《华南新闻》 (2005年05月13日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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