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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5月8日《羊城晚报》引述香港《文汇报》报道，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统计，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高于欧美家庭。具体来说，上海、北京两地居民的整体家庭债务比例已经分别达到155%和122%，青岛、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例也平均达到了90%左右。而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2003年的个人平均负债比例则只有1
15%。
我认为，京沪市民负债高于欧美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信息。因为，尽管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居民的家庭负债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负债消费意味着人们看好未来经济发展。但是，我们的GDP毕竟才刚刚迈上人均1000美元的门槛，即使以北京为例，2003年职工平均收入也才1.3万元多一点，高负债消费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念是崇尚节俭、量入为出。负债消费则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晚期才逐渐兴起，当时是国家为了启动内需，鼓励居民消费。此外，由于银行对个人信贷的资信、支付能力的审查并不严格，客观上也鼓励了居民的信贷消费。而中国城市居民的个人信贷消费主要还是房地产，地产商的不规范经营行为和巨额利润，也是迫使居民必须负债消费房地产的重要原因。
此外，谈论高负债消费还不能不提到一个特别因素，这就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消费主义对中国的侵蚀。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与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化浪潮席卷整个世界，外来消费文化，尤其是消费主义文化借助商品、广告、媒体的时尚视觉叙事等对社会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当代西方生活方式强烈冲击人们的意识，消费者的欲望正处于最膨胀的时刻。
作为全球新兴消费主义的国度，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开拓的新天地。特别是年轻一代，传统的消费观正在被适度奢侈和透支的理念所取代，“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引领负债消费潮流。一项针对他们的调查显示，57%的人表示“敢用明天的钱”，48%的人称自己不会因为负债消费而担忧。所以，年轻人买房买车通常是“一步到位”。更让人担心的是，很多年轻人高消费的出发点在于仿效富裕人群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是否拥有某些奢侈品甚至成为能否进入某个高消费群体的标志，从众和攀比导致年轻的奢侈品消费群体骤增。
尽管许多人看好未来，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适度负债消费也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的负债消费群体中，有相当多尚不完全具备消费实力的“负翁”。而且从长期来看，家庭高负债能够促进消费、拉动经济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存在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健全的个人信用体系。中国的保障体系正在建立中，社会信用体系更不完善，缺乏家庭高负债的基础，故而消费者在承受债务能力方面比起欧美国家来要弱得多。
另外，对于银行和社会来说，如果大中城市出现大量因无法还贷而无家可归的人，那么，银行可能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进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安定也可能受到影响。房屋不同于其他消费品，它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虽然居民抵押的房产理论上可以收回拍卖，但由于人的生存权大于财产权，更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可以肯定，大量房屋是收不回来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个人均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消费主义的盛行会在国家还未壮大时就过早消耗掉继续发展的资本。
由此来看，对居民过度负债消费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控制。从根本上说，纸醉金迷的消费主义侵蚀着国家求富求强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对流行于当今中国的消费主义保持应有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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