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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汪晓波
价格听证制作为一种经济民主的制度安排形式，一度获得了热烈掌声。但许多人在经历了多次操练后，突然发现程序性的民主并没有给自身的权益真正带来多少好处。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铁路部门的听证会后，车票价格上涨了；电力部门的听证会后，电力价格上涨了；污水处理费用的听证会后，价格也上涨了；最近的例子是，各地景区也纷纷开听证会
，然后门票价格也纷纷上涨了……
很多人纳闷，听证会越开，为什么反而越涨价？很多人挺失望，一个看上去很好的制度，为何屡屡失灵？事实上，许多政府部门乐得开听证会，是因为在一阵热闹之后，价格的上调变得更为理直气壮了。
这是价格听证制度的错吗？
我只能这么回答：听证制度本身是一个进步的东西，但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还有漏洞和缺陷。从本意来说，设立这个制度，政府部门是希望听证于民，以便决策利民。听证，意味着决策者能够更充分地接触民意，从而吸收合理成分，改善公共服务。无论目前效果如何，听证制度于提升公共生活中的民主程度，于促进和改善公共政策的决策方式，意义都不能忽略。
不过，当下听证制的漏洞和缺陷也是明显的。几年来，国内大大小小的价格听证会开了不少，但成绩不佳。每次听证会上，应该总会有不少的反对意见，但是，决策者可以置反对意见于不顾，依然继续已经安排好的方案。听证了半天，并不能对听证对象产生制约力，如此，听证会能不落到走过场的命运？听证的结果，要想真正对决策者制定政策产生影响，听证会本身的制度安排亟待完善。
我以为，首先要明晰的是价格听证会中的组织者角色。目前，最为人诟病的，就是相关政府部门一边举行听证会，一边自己做裁判，或言之，价格管理部门与要求价格调整的机构往往站在了一起。如果裁判的利益就在“局”中的话，要想更改这个“局”的基本结构是很难的事情。有学者提出，不妨由代表民意的人大来组织举行听证会，或许更能体现公正性。这样的建议也是具备一定操作性的。至少，组织者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公权机构，具备一定的权威性。
其次，参与听证会的代表遴选机制不尽完善。听证会代表该由谁来遴选？代表是否体现了广泛性，真正代表了相关的不同利益阶层？从我们已经知道的实践结果来看，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有些地方有些部门遴选代表时缺少法律依据，随意性非常大，事实上这反映了组织者对听证制度的不尊重。
进一步来看，即便选出的代表合理合法，但要这些代表为被听证对象定出合适的参考价格，也是极难的。代表是否专业且不说，单就听证对象的成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弄清的。比如：一个景区欲涨价，自然会摆出应当涨价的种种理由，在没有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即便是专业人士，也很难判断出其成本究竟合理与否。这就是说，如果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对成本作出评估，听证会流于形式的可能性比较大，或容易被听证对象牵着鼻子走。
另外，听证会还必须加强透明度，能够让新闻媒体充分参与。透明总比“暗箱操作”好，至少能够形成舆论压力。听证会不是决策会，但一旦透明了，有益于决策部门在决策时顾及舆论压力，更多地采纳不同意见。事实上，增强透明度的要求不仅只针对举行听证会期间，在平时，一些公共产品生产部门的经营信息也应当向社会公开，以便于公众的监督和评论。
以上的分析，谈的只是完善价格听证会本身的制度安排。但在现实里，一些价格听证会开始准备举行时，就注定了听证结果的不如人意，因为其问题不在于听证制度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水价、电价等管理部门组织的听证会，多半谈的是涨多少的问题，而不是涨或者不涨。这些部门，往往是垄断性机构。尽管在现实中，民意对于改变不合理价格的呼声很高，但事情的走向往往相反。垄断性机构要求调整价格时，总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称机构亏损严重，可是，一个机构的亏损，并不说明其所垄断的价格就合理。如果这些领域的市场不能够开放，即便举行了听证会，也必然是走形式，还伤害了人们对经济民主的制度安排应有的期望与好感。
这样的问题，是价格听证制度无法承受之重，惟有依赖更深入的改革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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