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翅膀颤动风暴效应 中国经贸面临战略转折

　　从铁矿石涨价透视中国经贸战略转折

　　李志能

　　最近铁矿石的大幅涨价，引起国内上下高度关注。随着国内需求迅速增长，石油、铁矿石等战略性资源转向大规模依赖进口。而我国基本没有国际战略性资源定价权，使该类资 源的供应成本变得欲发不可控制。短期看，铁矿石等资源涨价挤压了诸多产业的利润空间，带来通胀压力。长期看，资源争夺一旦激化，有可能出现“有钱无市”的局面。

　　从涨幅和涨价对国内的影响面看，石油均高于铁矿石，但各方对铁矿石涨价的关注程度却不低于石油，原因是两种战略性资源的涨价性质不可同日而语。

　　影响国际石油涨价的因素很多，定价机制也很复杂，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并不是唯一受影响国家。虽然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在增长，但并不是引发石油涨价的直接原因，因此石油涨价矛头并非主要针对中国。但铁矿石涨价中国却几乎是主要受害者。日本的钢铁公司和商社拥有澳大利亚铁矿石企业40%左右的股份，日元升值也抵消了以美元计价的铁矿石涨价的很大部分，因此日本受铁矿石涨价影响有限。而中国对铁矿石需求的增长，是铁矿石涨价的直接借口，可以说铁矿石涨价矛头直指中国。

　　但这只是表面原因，背后原因应该是在各种国际势力相互作用下，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基本认识出现转折，即由“崩溃论”转向“威胁论”。

　　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崩溃论”和“威胁论”两种基本论调。持“崩溃论”者对中国经济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产品技术含量不行，附加值有限，GDP年增速水分太大；而持“威胁论”者从人民币被低估、购买力平价计算、大量灰色经济存在等角度，测算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两种观点难分高下。

　　但最近西方对中国经济规模和潜力的认识出现微妙转折，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实力不是被高估而是被低估。

　　转折原因源于对中国民营经济成分的认识出现转变，而这种转变基本是由近年来在华外资独资企业大量增加引起。

　　这些企业在华经营一段时间后，发现可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隐瞒大部分企业收益，得意之余转念想到，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民营企业同样正在不断提高比重，其规模和潜力完全可能被低估。

　　他们的逻辑是，按照经济成分划分，中国经济包括国有、民营和外资三大部分，其中民营和外资比例近年来稳步上升，既然这两大经济成分瞒报收益尚且比例不断上升，那么中国经济规模和潜力的被低估程度，就非常可观了。于是美国等一些国家认为，必须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和潜力，因此对华政策也由相对放任，转向有意识地加以遏制。

　　但今天的遏制与以往相比，内涵和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如美国也开始通过展示部分软实力，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制造企业八面临风

　　如果美国等国家对以民营制造企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转向遏制，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来审视一下，中国经济的抗打击能力。

　　先简单罗列一下中国制造企业近年来面临的各种困难，如汇率变动、海外欠账、物流低效、知识产权指控、反倾销诉讼、设备依赖进口、大量外企进入、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等(这里采用了一些国营企业例子，但由于很多国营企业处于自然垄断、资源密集或政策保护型行业，涉及的问题对民营企业来说同样存在，甚至冲击更大。)就可以发现，保证铁矿石等战略性资源供给的困难，不过是我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冰山一角”，用“八面临风”(如果不是四面楚歌的话)来形容我国制造业发展所处的严峻形势已毫不为过。

　　首先，由于原材料、配件和生产线设备大规模依赖进口，汇率变动往往决定企业盈亏。如2004年欧元兑美元汇率每上升0.03个点，神龙汽车的损失就增加1个亿，直接导致其严重亏损。虽然汇率风险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都会有，也有不少企业因美元贬值而获利，但这次美元贬值主要是为挤压欧元。当前人民币盯住美元，已尽可能地降低了中国企业的汇率风险。但就像缺乏战略性资源定价权一样，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国际汇率变动的被动接受者，其中蕴涵的巨大风险，却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其次，海外欠账黑洞吞噬中国出口企业的有限利润。

　　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出口企业海外应收账款至少超过1000亿美元，并正以每年15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许多知名企业都备受困扰。

　　虽然海外欠账的具体规模未必确切，原因却很复杂，包括道德风险、企业管理能力甚至腐败等多种因素，但由于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逐渐趋于饱和，加之对国际市场渠道的控制力和议价能力有限，出现一定比例的呆坏账不可避免。问题是中国企业在总体利润微薄的情况下，海外欠账可能会席卷一个龙头企业积攒经年的利润(长虹就是一例)，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已不容低估。

　　第三，中国物流业发展滞后，效率低下，企业物流成本远高于国外水平。

　　就国内物流业效率低下问题，有人曾测算过西部地区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一些城市全部环节的物流成本：从厂里运到火车站，通过火车运输，再装卸到上海港口的船只，再海运到美国加州港口，最后配送到美国东部客户手中。结果发现上海港口运出货物前发生的物流成本，是上海港口货物运出后，到美国东部客户手中物流成本的4~6倍。国内一家汽车企业的轻卡在国外市场供不应求，但出口数量却受制于竞争对手五十铃，因为轻卡的国际航运和配送体系被五十铃控制。

　　第四，缺乏知识产权储备和应对策略，出口产品随时可能遭到国外竞争对手的侵权诉讼，导致成本大幅上升，经营出现周折。

　　奇瑞和吉利都曾被告侵权，不得不重起炉灶开发相应的汽车零部件，大大推迟了新车型上市时间。中国DVD生产企业在遭遇美企业侵权起诉败诉后，每向美国出口一台DVD机，就必须向专利拥有企业支付4.5美元的专利使用费，更加无利可图。

　　第五，出口企业成为国际市场反倾销诉讼的主要对象。

　　反倾销诉讼不仅增加了应诉和防范等边际成本，一旦败诉还导致产品被排斥于目标市场之外，多年苦心经营的国际市场渠道功亏一篑。

　　第六，制造业生产线设备依赖进口。

　　虽然不至于像过去进口彩电冰箱生产线一样，号称“进口108条好汉”的地步，但当前重化工业的设备仍基本依赖进口，而且进口价格高，利用率也不足，抬高了单位产品的资金折旧成本。

　　第七，国内市场开放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

　　随着逐步兑现对WTO的承诺，国内几乎所有行业都面临大量国外企业进入问题，行业处于超常竞争状态，企业经营风险更加难以控制。虽然有专家认为国外企业进入，有利于推动解决国内市场过度保护问题，可进一步提高中国制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这是因为当前国内市场的保护方式，从市场经济要求和WTO规则角度看，并非都那么合理有效，因此不能排除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有效的国内市场保护体系，只“破旧”而缺乏“立新”，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第八，基础设施不足导致运营成本上涨。

　　如能源电力供应紧张，电力价格上涨，拉闸限电更直接影响了企业正常经营安排。人们很难想象保证不拉闸限电，已成为一些地方吸引投资的最大卖点之一。

　　类似因素还有很多，但这些因素的产生决非空穴来风。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的WTO、IMF、世界银行及其制定的一系列全球贸易规则，是这些因素起作用的基础。这些规则的核心基点包括：将世界贸易重心从单纯的产品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扩展跨国投资者权益，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削弱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贸易壁垒的能力。

　　发达国家从这些规则出发来组织和发动对中国企业和经济的攻击，具有极强的针对性、颠覆性、伪装性、隐蔽性和突然性，防不胜防。从针对性看，这些规则针对的都是中国企业的“命门”。中国企业大多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在金融等配套服务和知识产权方面异常薄弱，资本积累有限，融资成本高昂。从这些领域来打击和压榨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几乎无还手之力。

　　从攻击范围和力度看，当前中国企业被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颠覆性的。石油和铁矿石涨价、美元贬值、知识产权诉讼和反倾销调查，都直接影响多个行业，并传导至整个中国经济。企业面临的已不只是利润摊薄问题，而是导致企业经营由盈利向亏损甚至破产逆转。

　　从攻击手法看，通过综合金融、军事、政治、外交等手段，从制造前环节和制造后环节发动“空袭”，伪装性、隐蔽性和突然性都大大增强了。从制造环节转向全流程，中国制造企业防御对手攻击的战线被大大拉长，就像当今中国进口石油漫长运输线的安全保障一样，一旦出现意外，很容易被对手卡脖子。2004年墨西哥湾的海啸、委内瑞拉的风波和俄罗斯的内斗，都被美国信手拈来用作推动油价上涨的理由，从而变得和中国经济息息相关。武打小说中“隔山打牛”的玄妙武功及蝴蝶翅膀颤动造就海上风暴的神话，已是当今中国经济中活生生的现实。

　　中国企业的弱势和经济困局

　　全流程的综合成本核算，昭示了新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制造企业总体弱势的现实。

　　从综合运营成本角度看，由于中国大多数产品处于价值链非核心环节，利润微薄。低成本一直是中国制造企业的基本优势，大致可分解为低工资的劳动力、污染代价被忽略的环境、牺牲个人生命质量的企业家。但如果将成本核算，从制造环节扩展到包括制造前环节(如原料定价)和制造后环节(产品配送)在内的全流程时就可以发现，由于中国企业在制造以外的环节缺乏竞争力，很大一部分成本优势已被这些环节的劣势抵消。如汽车零配件领域，虽然中国人工费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但零配件最终成本的差距远没有想象的大，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工人长期拿极低水平的工资，创造的剩余价值最后却流向他人口袋，国内企业只是代人受过而已。

　　从中国外经贸格局看，199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中美磨盘”已濒临瓦解。

　　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中，包括日本、欧洲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一定程度上都处于经济衰退之中。造成这种格局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处在美中两面夹击之中：创新不如美国，成本不如中国。日本东京一个汽车零配件产业集群的命运就是个例子。该地区原有上千家汽车零配件企业，后来三分之一倒闭，三分之一移至中国，只剩下三分之一具有相当创新能力的企业。

　　从利益角度看，仍处于战略调整期的美国充分利用了中国的配合：中国廉价而质量不断提升的产品，保证了经济衰退中的一般美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显著下降，同时中国对其他国家保持竞争压力，也大大牵制甚至纾缓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竞争压力。

　　但一段时间下来，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等经过调整，已化解“中美磨盘”压力，并形成东亚新国际生产线：日本制造最核心技术，韩国、台湾负责加工包装，把最需人工的程序放在中国，最后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出口美国。可以说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利用了中国吸引外资和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及税收监管漏洞，增加了中国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压力，把环境污染等包袱扔给中国，卷走了中国的矿产资源，挤占了中国企业的出口配额。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但相关部门必须考虑该怎样缩短这个阶段的时间，使其尽快穿堂而过。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将制造业的一些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中国，逃脱了“中美磨盘”的挤压，转而躲到中国背后，把中国推到与美国直接冲突的前台。中国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基本抵消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拥有的全球贸易顺差，相当于美国贸易赤字的有限比例，以及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贸易摩擦国，是“中美磨盘”失效的标志。

　　考虑到企业弱势是在中国产业热点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出现的，中国以重化工业为支柱的产业，只是世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附庸，制造业的核心环节仍掌控在发达国家手中，制造领域空心化问题已出现，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加之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中国经济的风险正在迅速累积之中。如果将中国经济比喻成一个木桶的话，发展滞后的金融等服务业，并不是作为短板影响桶的承载力，而是作为箍关系到整个桶是否散架。中国经济这个“缺乏紧箍的木桶”，随着重化工业发展升级，承载的制造业日益加大，本就不够坚实的箍承受的压力也不断增加，加之美国等发达国家随时准备在这些薄弱环节上制衡中国，中国经济的风险正在加大。

　　经贸战略如何转折

　　这里从三个原则出发拟定中国新经贸战略：利用当前世界经贸规则的不完善和有限应用范围，破解或绕开相应规则；切中美国当前软肋，如经济处于产业调整期、国民反对全球化、经济趋势和民众政治诉求对立、军事出击引发的国际冲突、其他发达国家的抵制等，从中寻找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确保中国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大力扶持民营企业，逐步形成中国的市场和企业竞争力特色，从根本上遏制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逻辑，谋求建立新贸易保护体系。

　　首先，大力发挥和扩展行业协会作用，真正实现政府监管机制和方式的转变，从直接管理转向直接和间接相结合，形成新贸易保护体系。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国内市场以保护壁垒森严著称，美国和欧洲始终无力打开缺口，却又找不到日本政府的把柄，关键就在于日本企业之间有严密的组织，形成了有效的贸易保护防线。

　　由行业协会替代政府的部分职能，可起到维护政府形象、削弱规则限制的作用。同时行业协会通过行业信息整合，一可加强政企(尤其是与民营企业)、企业与企业间的沟通互信，有助于各方形成共识协调纷争；二有助于建立行业预警系统，提高对突发事件(如反倾销调查、原材料涨价等)的反应速度。

　　但从现状看，行业协会的改革力度和速度，滞后于企业和市场需求，必须加快改革进程，完善治理结构，提升专业能力和服务能力。

　　通过建立和加强行业性技术标准，既可突出本国和本地特色，有效地建立针对跨国公司的国内市场壁垒，也可削弱地方保护主义，避免行业恶性竞争，将一些能耗、资源消耗高的企业赶出市场，推动企业优胜劣汰过程。如欧盟根据欧洲道路特点和驾驶习惯确立的汽车性能标准，提高汽车排放要求，确立更高的汽车回收标准，积极推广柴油技术，都对日美汽车产业构成了有效的市场壁垒。

　　其次，将外资增量的吸收和外资存量的管理并重，加强外资进入中国的选择、税收监管和全面服务。

　　一是根据近年来跨国公司母国特征弱化、知识型工作全球布局的机会，抓住机遇，促进跨国公司提高在华的国研化率。鼓励合资企业将自主品牌比例，与本地知识产权和服务支出比例达到一定标准，推动其向中国转移高附加值环节和创新外包；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普及知识产权意识，降低专利申请成本，强化专利侵权执行。以往缺乏技术先进程度和市场价值衡量标准的问题，只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才能成功；三是确立知识产权属国特征，有效地管理知识产权的进出国境，鼓励跨国公司将在华计提使用费的知识产权，按照一定合理价格向国内其它企业转移，从而扩大跨国研发机构在华的溢出效应，防止今后服务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四是逐步对接国内外及外资、国有和民营部门之间的职称和职务评价体系，提高人才的兼容性，促进人才流动；五是研究限制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办法，加强对外资企业尤其独资企业的税收监管；六是鉴于大多数外资企业利用国内资金进行运作的现实，可允许外资企业在华上市，既能充实国内上市企业质量，也可对其加强监管，弥补银行监管能力不足问题。

　　第三，正视发达国家对中国民营企业政策的变化，大力加强对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品牌的培育和保护。

　　弱势企业、弱势金融和弱势群体(区域)，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三大挑战，弱势企业应是其中最关键环节：只有具备竞争力的企业，才能为金融体系提供根本性的源头活水；而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转移支付和慈善资助等三重保障的，最终唯有强大的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的经典演进路径可归结为：从国有企业垄断，过渡到跨国公司垄断，最后由民营企业主导。虽然这种路径曾为哺育民营企业争取了时间，但也凸显出民营企业被歧视的现实，不能反映中国经济重心日益转向民营经济的现实。当前企业名义税赋过重，不仅削弱了企业自我积累和滚动发展能力，也削弱了民营企业的公信力和私有财产的合法性(逃税是民营企业的原罪之一)。而且国家税收虽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但财政压力从未缓解，也许只有通过减税，才能促使国家财政收入的使用从粗放转向集约。

　　税赋方面的对策，一是考虑分步减税，使税率逐步递减。同时可以从企业经营的增量开始，逐步过渡到存量，加速两税合并进程；二是完善税收征收体制，从注重生产环节征收，转向生产和消费环节并重，缓解短期内税收增幅减缓的幅度，促进产业合理分工布局。

　　在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和民营企业国际化方面，一是进一步大力推进服务业领域国企民营化和混合经营步伐，使民营企业真正获得国民待遇，缩短民营企业主导产业发展的进程；二是适当规范和提高资本折旧速度，突出盈利能力而不是存量资产，才是衡量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指标。一方面有利于行业竞争形成一定的价格底线，避免无原则价格战，防止制造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可推动企业重组，尤其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重组；三是通过加强对企业监管，区分针对企业家和企业平台的政策，促使民营企业规范化运作，避免企业家个人行为过分影响整个企业；四是选拔一些民营企业，通过主动的跨国经营建立海外据点，收购国外的市场渠道、技术专利和管理系统，与国内的低生产成本结合。同时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转移出口重点，从产品出口转向服务、劳务、技术出口和跨国投资，进一步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摊薄技术投入成本，减少贸易摩擦。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