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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5月8日电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载文称，“十一五”及今后一段时间里，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最重要因素包括：城市化的发展、全面对外开放、市场化的推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进入到最重要的时期。这些关键性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从经济空间与结构、制度与社会的方面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文章称，尽管在发展中会有战略性机遇，但同样要注意的是，以新的宏观评估框架来
审视我们的发展道路，就会发现被传统发展所忽略的危机因素在不断累积，而且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可能会打乱经济发展进程。
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超过9%，目前人均GDP达到了1000美元。但是，这一长期依赖于高投资、高消耗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其一，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经济发展中，耕地、水、石油、铁矿石等资源不足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其二，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特别是在资源价格扭曲的情况下，助长了高能耗企业的发展，放纵了粗放经营；其三，与资源问题紧密相关的还有环境问题，在经济起飞初期“先发展后治理”的思想主导下，生态环境保护被大大忽视了，而工业化的发展与城市化的推进，又进一步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除了上述因素，文章指出，危机因素还包括收入和机会的分配不公、金融脆弱性和处理全球性金融危机、改善政府治理结构和抑制腐败。
文章还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当前面临两个大的主题：一是城市化，二是全面开放。只有牢牢地抓住这两个主题，才能理解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产业部门价值转移的路径，以及未来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
资金流程的改变和资本形成的偏向都表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已经从工业化转向了城市化。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过程：一是工业化决定城市化，二是城市化拉动工业化。在工业化决定城市化的时期，大量的资源在工业部门流动，包括工业化本身创造的价值和大量其他部门转移的价值，如税收减让(三减两免)、工业用地无偿使用、劳动力没有社会保障、国家利用银行系统压低资金价格提供廉价资金和大幅度补贴基础设施、出口退税和贬值等。这种“扭曲结构”补贴工业化的特征决定了资源耗费型的经济增长。
城市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的主导后，价值转移的顺序必然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消除“结构扭曲”，将原来人为压低的价格逐步按市场的方式校正，在这一方式转变中的稀缺资源再估值就变得有意义了。中国工业化发展最无价的资源是土地、水和空气，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它们成为最为稀缺的资源，因而价格体系的调整是必然的。城市化作为以人为中心的空间集聚地的特征就是要求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否则城市发展也将步入畸形的发展。
“十一五”期间，中国面临加入WTO后的新环境，包括关税保护基本取消、金融服务业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的管制进行市场化的改革等等。中国从封闭转向了改革期间的开放，到全面进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环境上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将更多地体现为全球一体化的特征。(作者 张平、张晓晶，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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