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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向东
4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第二次审议《公务员法》(草案)。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能否写入公务员法，成为委员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有委员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入法涉及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权衡，目前入法尚有很大难度。(《新京报》4月26日)
原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入法，是顾及官员财产的隐私权！
确实，个人隐私受到法律保护，这是人权的要求，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是，当个人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在这里，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已经高于个人隐私的价值。作为官员，他们拿的工资是纳税人的钱，这与公共利益有着紧密的联系，应当接受公众的监督。让官员进行财产申报，并不是侵犯官员的隐私权，而是一种正常的监督。
从法律上来说，让官员申报或者是说清财产，已经在立法中有所规定。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实就是涉及官员申报财产的一种罪名。而该罪名的确立，事实上是遵循这样的思路：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有义务说明和解释其财产来源。如果其不能证明巨额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从逻辑上只能被认为是非法收入，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的法律规定，事实上已经说明了我国立法机关在对官员财产是否具有“隐私权”问题上的取向。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官员不说清或说不清巨额财产来源可以构成犯罪，那么，让官员申报财产又何来侵犯其隐私权？
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即，如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因为涉及隐私权不能顺利写入《公务员法》，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逻辑，就有必要重新审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了。因为，如果承认官员的财产有“隐私权”，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就不能要求官员说清“巨额财产来源”，更不能在官员无法说清时，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的结论显然荒谬。
既然要做官，隐私权就要受到限制。特别是对于官员的财产来说，根本就没有财产隐私权一说。所以，它不能成为阻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写入《公务员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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