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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新华网报道：2005年年初的印度洋海啸在中国引起了慈善事业的一次小规模爆发，也激起了关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讨论。今年的政府报告首次提出国家要“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但慈善事业的两大问题——税收制度和监督体制问题还需要政府解决，只有那样，慈善事业的“春天”才能有来临的基础。
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速度和现实水平确实不能令人满意，尤其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差距甚大。然而，税收制度和监督体制真的是其主要障碍吗？笔者倒以为，整个社会在看待和要求富豪时所普遍奉行的价值标准，不仅失之偏颇，甚至显得不公平，也许这才是慈善富豪催生的深层障碍。
人一旦富了便受人关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从何种角度去关注富人、富豪，由关注而生成的是怎样的一种心态以及心理“效应”，倒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诚然，不少人关注富豪也许仅仅出于对财富的向往乃至渴望，或出于对富豪何以能成为富豪之原因的探寻，但更多人很容易由此派生出另一种希望或要求：富了就应该慷慨，所有富人都应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同时，富豪们在热心慈善、慷慨捐助时必须是高尚无私的、毫无任何自利动机的。否则，某些善举不但无法得到应有的社会回报，甚至会“收获”它的反面，把自己搞得挺“狼狈”。也许正是鉴于上述原因，才致使为数不少的富豪要么选择沉默甚至冷漠，要么选择奢靡甚至堕落。
常有人感叹中国企业家的“为富不仁”和国外企业家的“乐善好施”，难道中国人真的比外国人“境界”低？其实，已有专家一语而中的：只有变企业慈善活动的“利他型”为“互利型”，才是实现企业和社会双赢的一条捷径。
无论是大力标榜“高尚”的道德社会，还是充分尊重“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世俗社会，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之中，在所有的个人行为背后，大抵都隐藏、流动着一种也许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的东西——价值。商品交换的对象毫无疑问是价值，而且必须遵循自愿、公平的原则，那么，在亲情、友情、社会公益以及其他一切非商品交换的关系以及个人行为中，价值又是怎样在“流动”呢？笔者以为，它同样需要遵循公平原则。也就是说，价值的互动和双向流动在这里同样也应该是基本对等的。仅以友情而言，所谓“投桃报李”或“礼尚往来”，单向的价值转移往往是不能持久的，就象人们熟悉的“电路”原理一样，不构成“回路”，电动机不可能转动，电灯泡也不可能点亮。诚然，在非商品交换领域中，价值的内容也许不同，例如由信任、感谢所产生的精神愉悦，也是行为人获得的价值。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大众心理、社会舆论要求富豪只能选择“利他型”的慈善行为模式，不仅显得对他们要求过高甚至过于苛刻，而且违背“价值”互动的基本规律。
有人曾在专论中指出：中国盛产牺牲型价值观，儒家从一家之言走向庙堂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从强调小圈子内合作关系的、朴素的利他主义走向牺牲型价值观的过程。但事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统治者劫持的儒家道德观都是瞎子打灯笼——照别人不照自己。也就是说，牺牲型、纯利他型的价值观实质上具有一定的“不可行性”甚至虚伪性，即使有人能彻头彻尾地予以实践并坚守终身，这样的人也只能是人群中的“凤毛麟角”。至于绝大多数人，其行为规律均无法逾越传统经济学给定的“经济人”假设。
既然“互利”符合所有人行为的基本规律，多数乃至绝大多数富豪自然也无法例外。因此，只有对互利型的慈善行为予以充分的理解和价值肯定，只有破除因传统道德观念而形成的偏颇的慈善理念，只有营造一种与绝大多数人行为规律相一致的慈善舆论环境，才有可能催生出更多的慈善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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