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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高
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有“以形补形”之说，俗话叫“缺啥补啥”。最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的若干与慈善有关的新闻，让人联想到这个朴实的民间智慧，但需要略做一下修正才更恰当，姑且称之为“缺啥想补啥”。
首先是4月11日，英国人胡润第二次发布内地慈善家排行榜，同时首次发布慈善企业排行榜。这位“制榜专业户”呼吁：“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社会作出贡献时，也会从社会得到各种性质的回报，这就是‘社会分红’。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加入到这种良性互动中来。”
同日，来自《中华工商时报》的消息称，“民政部将评大陆慈善家排行榜及10大慈善家”，但第二天就有人辟谣了，民政部否认参与慈善家排行榜，消息引用民政部办公厅一位人士的话明确说，“国际上很少有政府出面参与慈善家排行榜的，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去年底也出过一个跟慈善有关的轰动性报道，称花钱购买门票就可以到人民大会堂与领导人共进春节国宴，买票的钱会被用来扶贫。但随后这项活动被叫停，不了了之。
媒体和大众热衷于谈论与慈善相关的话题，说明慈善在当下的匮乏和对慈善事业成长的渴望。胡润的榜单可以部分说明问题：2004年百富榜上的富豪只有17位上了慈善家排行榜，而今年也只有区区24位。另外，据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的，国内富豪的捐赠还不到15%。
是什么导致中国这些新生代富豪偏偏缺了一颗慈善的心？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慈善的传统，其理论依据上可追溯到西周以来的民本主义，以及后来的儒家仁义学说。家族兴办义塾、义田、义庄等在古代并不稀奇，当佛学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后，各类布施和捐赠更是司空见惯。19世纪80年代初，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形成了经元善、谢家福、李金镛、盛宣怀、郑观应、严佑之等十余位江浙绅商的慈善企业家团体。在1930年前后，仅上海一地，慈善团体就多达119个。有学者指出，这些民间慈善团体无论数量、慈善资源以及社会影响，都大大超过官办慈善机构。民国以后，一般民众也加入了慈善的潮流当中。
1949年以后，慈善被当做反面事物加以批判，慈善两个字甚至不能以正面的形式在媒体上出现。1993年前长达44年的时间，全中国甚至没有一家直接以慈善为名的组织。在计划体制下，国家直接管理经济，在承担了社会福利方面的责任，根本无需体制外的资源。这无意间造成了慈善观念的集体缺失。
1993年1月，中国出现了首家地方性慈善组织——吉林省慈善总会。随后，各种慈善组织在中国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据统计，在1993至2001年的8年间，全国共出现了172家慈善组织。如今，这样一种认识已经被广泛接受：慈善是第一次生产分配、第二次税赋分配之外的第三次社会分配，它有助于弥补政府社会保障不足、促进社会平等，缓和社会各阶层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但行动尚未能跟上意识的进步。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1998年美国70%的家庭进行过捐款，平均为1075美元，占家庭收入的2.1%。而同年，在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的特殊情况下，中国人均捐款约1美元。2000年，中国的人均捐赠不足1元人民币。所以才会出现对慈善二字的敏感和焦虑。
对中国慈善发展史的回顾说明，中国人不是先天缺少慈善的基因，中国的富人亦非天生为富不仁，乏“善”可陈。中国缺的是滋生慈善的土壤，这需要政府、富人和公众的齐心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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