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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
英国《经济学家》在展望2005年时，一篇题为“让贫困成为历史”的文章预言，2005年将是世界反贫困大战的重要一年。4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华盛顿呼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战胜贫困。然而事实上，发达国家对反贫困多少有些“阳奉阴违”。
虽然4月16日结束的G7会议在会后的声明中表示，要完全取消贫困国家的债务，但英美在提供更多资助以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目前G7尚未就美、英两国提出的融资方案达成一致，美国财长斯诺对英国财政大臣布朗提出的黄金交易计划以及国际融资机制这两种融资方式表示反对。
在发达国家的争吵声中，反贫困大业举步维艰。发达国家这种“意兴阑珊”的表现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个疑问，穷国真的比富国更应该承担反贫困的义务吗？很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贫困的根源。谁造就了贫困，谁就应该义不容辞地为反贫困作出贡献。
毫无疑问，贫困国家对贫困的形成和积累有其自身的客观原因。《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句声音：“对已经富有的人还要给予，使之锦上添花；而对一文不名的人，即使有了一文，也要强行夺走。让富有的人更富有，让没有的人更没有。”这就是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马太效应”，用来形容正向反馈，即“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这其中的潜在逻辑就是贫困国家因为穷所以穷，陷入了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
发展经济学对此恶性循环作出了诠释。对于狭义的贫困，即财富的贫困，刘易斯、缪尔达尔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正是资本的短缺使得穷国无法为经济发展投入必要的货币资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让穷国经济起飞永远处于停滞状态。对于广义的贫困，即财富、文明、法制等各种社会要素的贫困，发展经济学家斯特里顿(P.Streeten)将此归结为穷国先天具有的六大类、62个制度性因素上的缺陷，包括政府羸弱、无法可依、执法不严、市场失灵、税制扭曲、教育缺乏、产权模糊等一系列有碍经济发展的制度瓶颈。也就是说，贫困国家自身素质的欠缺使得贫困不断积累。
贫困国家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富裕国家则习惯于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慈善家面孔对穷国给予施舍性的经济援助。然而，富国这种事不关己的高傲是毫无来由的，因为富国本身也是贫困的一个潜在制造者。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经济学良心”之美誉的印度发展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中所言：“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
贫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对贫困国家享受人类发展最基本福利(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的权利和机会的剥夺。就像阿马蒂亚·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开篇说的那样，“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富裕国家凭借自身经济实力强大带来的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控制和干预，营造了一个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穷国摆脱贫困的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环境。
除了政治上屡见不鲜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这种对穷国权利的剥夺的最直观的经济体现就在国际贸易上。一方面，富国是可再生的资金与技术的输出方，而穷国更多的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输出方。富国凭借着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在国际贸易的分配环节中始终居于高附加值的一环，用低廉的价格从穷国输入资源保障自身经济发展，并让穷国陷入了长期“技术跟进”的“比较优势陷阱”，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同时面临着资源逐步枯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双重尴尬。另一方面，富国大设贸易壁垒，用“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剥夺了穷国参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在保护本国保守势力利益的同时牺牲了穷国贸易兴国的机遇。
因此，富国通过不公平竞争和不公平分配，潜在制造了穷国的贫困，它们也有义务在反贫困之战中承担责任。所以，反贫困是穷国和富国共有的命题，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唯有如此，世纪之初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千年宣言》中“到2015年减少一半贫困人口”的誓言，才不至于沦为一句让后人耻笑的夸夸之谈。(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插图/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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