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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文
4月13日《中国青年报》以一组特别报道揭开了企业书写作的潜规则：在中国，许多大企业、大老板都热衷给自己树碑立传，目前市场上企业史著作的作者，基本上都是在各个媒体供职的名记名编，小记者给企业写消息，大记者给企业写传记，这已经成为财经媒体的一道景观———企业通过讨论提纲、补贴作者、帮助推广等方式控制写作。
对名记与企业的这种合作，专家称：记者、作家的职业属于公共领域，一旦与资本亲密接触，就等于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公信力出让了。在西方，记者、作家揭露一个企业或财团的发家史是主流，为企业树碑立传则是极其罕见的。
看到名记为企业树碑立传这道刺眼的中国景观，笔者感到惊讶的并非记者职业立场的丧失，而是企业无坚不摧的吞噬力：他们能通过官员影响政治，通过经济学家影响经济政策，通过法学家影响法律，如今又在试图通过名记者、名作家控制文化和舆论———这种能量是多么强大！
显然，那些树碑立传的企业史和人物传记不仅仅是一部部印刷精美的畅销书，而是一种文化，一种舆论———这些东西本应通过独立记录和独立传播的形式沉淀下来并影响社会，而如今则被企业操纵，通过收编作者、左右提纲、补贴作者、资助推广的操作链条以美丽的剪影渗透进社会。
本应由问题、内幕、丑闻、教训、奋斗和光荣组成的企业史文化，在企业与名记合作的出版流程下，完全成了缀满奋斗、奇迹、创造、突围的光荣史。
不得不感慨于企业力量的强大，他们通过官员影响着政府，比如经常看到的官商勾结，企业通过傍上官员获取种种不法利益；他们通过经济学家影响着经济政策，不少经济学家一边在各级政府咨询部门身居要职，影响决策，一边担任企业的经济顾问，拿着企业的高薪；通过法学家影响着法律，担任烟草公司法律顾问的专家参与有关公共场所禁烟或限烟的讨论，担任房地产公司法律顾问的专家参与有关城市建设的调研———如今又通过名记、名作家来操控文化舆论了！显然，比起政治、经济和法律，这种慢性的文化舆论操控的影响更广、潜在的危害更大。
这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为何企业在我们的国度吞噬力如此之大，能畅通无阻地“通吃”政治、经济、法律还有文化舆论，让官员投入企业的怀抱，让经济学家失去良心，让法学家甘愿为之服务，让名记、名作者涂上商业口红？我想到，所以如此，在于我们的国度中缺乏一种严谨的职业精神和清醒的角色认知吧，正如我在赞扬刘翔清醒认识到“我是一名运动员”的文章中写过的：很多职业里的人缺少“我是一名运动员”式的反躬和自省，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持一种非常轻浮的态度，名利的诱惑之下很容易犯“职业软骨病”，放弃职业尊严，不顾职业荣耀，扔掉职业精神。
缺乏职业精神，当然也就无所谓身份回避，无所谓利益回避。在国外，很多人做事时常问的一句话是：这件事的利益背景是什么？———而这句话在我们的社会似乎很少有人提及和想到。
如此，企业帝国和商业逻辑的巨大吞噬力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政治、经济、法律陷落了，文化舆论也通过“企业史”的形式陷落了，不知道下一个陷落的领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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