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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为法治化、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注入了一股推动力量。
2004年被认为是“宏观调控年”，政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抑制若干领域的投资过热，使之归入理性发展轨道。这次，国务院的《意见》明确指出，“宏观调控的实践也表明，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目前仍未消除，推进改革十分重要和紧迫”。
诚哉斯言。事实上，导致政府出台宏观调控的若干领域投资过热，与经济体制的问题存在很大关系。一方面，GDP是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另一方面，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二十多年，但重要的资源，尤其是土地、信贷资源，仍然由政府控制。两相结合，地方官员既有动力、也有能力使投资过热。比如，近年来房地产业屡遭调控但却愈来愈热，就与地方政府的政策有密切关系。
既然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经济过热，则单纯采取经济手段，是很难起到应有作用的，而借助行政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合乎逻辑。在去年10月底中央银行上调利率之前，宏观调控措施基本上是行政性的。应当承认，这种非市场化的调控措施起效较快，效果也非常突出。
但是，如果仅仅进行行政性调控，市场准入管制、商品价格管制和投资项目的政府审批制度将得到强化，政府对资源、尤其是对市场来说最重要的信贷、土地资源的控制权力也会得到强化。这是有悖于改革的基本取向的。这种权力如果不加约束，则政府官员及得到其照顾的个人和企业寻租的空间将会扩大。这既不利于市场的发育，也不利于法治政府的建立。政府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所以，在继续保持行政性调控措施的同时，逐渐加大了市场化调控手段的力度。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波动已经呈现出某种周期性，先是投资过热，然后政府以行政手段抑制。要走出这样的僵局，就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缩小政府控制资源的权力，更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使经济活动趋向于理性。为此，需要深化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
在今年全国人大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就郑重指出：今年是改革年；今年不仅是改革年，确切说是改革攻坚年。他说，中国的改革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一项长久任务。但有些问题，早改比晚改好，否则积重难返。
温总理当时列举了五项改革内容，《意见》对这些内容予以细化和深化，并直接涉及到很多具体改革项目，包括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机制，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还包括财政体制改革、邮政体制改革、铁路体制改革、烟草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盐业体制改革等。通观整个文件，宣示了当下经济政策的两大基本取向：
其一，推动经济活动的市场化。主要内容是打破垄断，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市场，引入竞争，把更多资源的配置权交给企业家。前不久出台的非公经济三十六条在这方面已经提出了相当具体的设想。
其二，推进政府管制的法治化。这意味着，重新厘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政府的管制与调控活动纳入法治轨道。
具体各项改革，因涉及到各部门、各群体利益，自须审慎定夺。但建设一个法治保障下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乃是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似乎不容偏离。但要为经济提供长期稳定增长的制度框架，就须知难而上，在较短时间内有所突破。否则，长期停留于转轨的中间状态，不仅会使市场继续扭曲，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这样的代价，是应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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