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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竞争不意味着就会成敌手，还得看如何定位当事双方的关系。例如二战后之法国与德国，又如今日之中国与印度。近年来，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的经济快速崛起，世人投入相当的热情来比较两国经济成长模式、未来潜力以及各个领域的长短得失。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最近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成立典礼上便呼吁将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作为学院研究的重心。现在看来，这种比较不仅没有构成中印之间合作交流的障碍，反倒使这两个国家更清醒地看到了双方互补共赢、化解障碍、携手共进的前景。
温家宝总理近日访印的丰硕成果，显示中印两国对双边良好关系的追求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在印度总理辛格称为“两国关系的里程碑”的此次访问中，双方宣布建立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签订《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消除了曾经使两国交恶的障碍。在中印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重新在全球文明与政治的格局中考量两个古老文明和谐互动的可能。
就历史而言，中印两个文明体的关系内涵远远超越一般的经济往来。且不说由佛教传播而成就的文明之缘，单就20世纪而言，中印两国在追寻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一直互相支持，互为友声。这两个文明体最大的契合点在于对独立自主的崇高价值都有深切体认。她们也有共同的命运，即作为有原创性根基的文明体，都必须通过在不同文明的冲撞中更新自我，来复兴民族的文明。她们显然并不愿意成为其他文明的附属物，而是祈望自己在冲击之下焕发新的活力，因此她们面对其他文明之时更为谦虚，也更有包容性，也更容易就独立自主和平等合作兼而得之达成共识。
正是在这种文化基础之上，当年周恩来提出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得到了印度的认同。今日之中印合作伙伴关系得以建立，基础同样在于各自重振文明的追求，以及由此出发对国际格局和双边关系的独立判断。有了这种独立判断，双方才可能超越狭隘的攀比立场与历史曲折，才可能以虚怀若谷的互补合作来寻求各自的旧邦新命。
不从文明的深层角度入手，很难充分理解中印这两个相邻的大国重寻和谐互动的原因与重大影响。对于大国而言，文明观念在根本上决定其政治追求，有没有本民族原创性的历史文明根基，有没有融会贯通再开新局的能力，情况大不一样。只有两者兼备，才可能处变不惊，才可能历经劫难仍然保持不做其他文明附属物的心志。
中印两国之所以能够顺利跨越历史障碍，展开互补合作，这种基于历史文明根基的独立自主实在关系重大。从近现代政治史来看，尽管中印都屡遭侵略，但她们都未堕心志，不愿意仅仅附着国际政治中的某一极势力而谋取位置；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在国际权力结构中自主发挥，求得适宜的空间。因此她们能够以己度人，相互尊重，能够相逢一笑，勉力共进。
这种关系格局的意义也就不仅仅在经贸数据的增长，更在于将奠定全球文明多极化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印致力于各自经济发展与文明复兴的努力，对于人类及全球发展很可能有重大意义，即探索人类未来多种可能的方向。中印当代交流的深厚意义也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中国文明发展而言，唐宋文化的兴盛即因为合理接纳和消化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而中国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剧变”之后要想复兴文明，最终也必须合理接纳和消化其他文明的冲击。在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中，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俄苏文明都曾是重要的对话者，印度文明作为重要一极对当时的文化更新有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杰出者如大哲泰戈尔和圣雄甘地)。今日中国的文明发展视野中，印度文明仍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对话者(在软件研发之外，如，喀拉拉邦的社会建设)。
中印皆为旧邦，其命终将维新。这是我们在中印经贸交流和文明交流进程中的最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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