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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仁
郑州青少年道德银行2002年4月7日成立时热闹异常。仅报名的前几天，前来“开户”的就有2000多人。可3年后记者在郑州采访发现，许多当年参加活动的志愿者，其“道德银行”存折仅用过几次，“道德银行”真正的“业务”运转，持续时间没有超过一年，记者称之为“无疾而终”，不禁令人唏嘘。(据4月12日《北京青年报》报道)
所谓“道德银行”，就是将志愿者的服务，以服务时间的形式记录在一张特殊的储蓄卡上，由银行、被服务者、志愿者三方共同认定。当“储户”自身遇到困难时，也可“支取”服务。根据规定，“储户”服务时间累计在100小时以上，可获得其他会员提供的相应时数的服务；累计达到1000个小时，将由道德银行提供“志愿服务终生受益卡”，在自身遇到困难及年老时获得不限时数的经常性服务。“道德银行”作为对志愿服务注册制度的一种探索，对志愿者的一种激励形式，自萌发开始就得到媒体的集体喝彩和公众的积极响应。所以，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一种新的公德范式，契合了社会生活的实际，满足了公民服务与被服务的需要。“道德银行”的畅行，对于提升公众的道德意识，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缘何会无疾而终，颇值得反思之。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道德银行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志愿”方向，将道德行为经济化。其实，志愿者活动早已超越了国界。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义工组织IAVE早在1970年就创立了，目前会员已经遍布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该组织章程中表示，义工的基本价值在于建立更自由无障碍的社会，并让生命更有意义与充实，鼓励义工们奉献时间、才能与精神，以解决人类、社会、经济和环境各方面的问题。联合国也曾把2001年定为国际义工年(据2004年12月15日人民网深圳视窗)。可见，志愿、奉献是其精髓。在志愿者看来，奉献服务仅仅是一种自我道德的追求和升华，很自我的事情，就不必张扬，更不求回报。志愿服务并非可以等价交换的利益关系，更不是可讨价还价的市场行为。曾经多次开着别克轿车去参加擦栏杆、维持交通秩序等志愿服务，不记名资助了近百名贫困生的郑州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就说，“我一直不大赞同‘道德银行’这种志愿服务形式，我参加志愿服务没任何索求，只愿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道德银行”将个人的志愿行动、奉献情怀变成了可以存取、生息、交换的经济行为，难免给自己带来了先天性的缺陷。其一，既然可以定量存入，那么志愿服务质量的考评就成了一个难题。其劳动的难易及强度大小被折算成服务时间时，就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既如此，所谓累计存储时间就容易成为一个虚拟的量，一个变量，一个很难达到平等公正的标准量。同样，当你需要享受同等量的志愿服务时间时，其质的评价亦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其二，既然是“道德银行”，是志愿行为，对于其服务时间的质和量的监督，对于服务交换的监控，就失去了应有的根基，甚至它既没有监督者，更没有监督权威。正像一位专家所说的，“法律不仅仅是要对行恶进行禁止，同时对行善也要进行规范。”任何行为包括善行，只有在一定约束的框架里进行，才能保证其行为的良性持续发展，脱离随意性而上升为自觉性，从可做可不做变成道德操守和法定职责，由心血来潮到矢志不移。由于“道德银行”缺乏有效的监督，就很难保证这种志愿服务交换的公正公平。
其三，“道德银行”的“存入”与“支取”是需要成本和交换平台的，成本由谁付出，平台由谁搭建，仅仅靠银行单方面是不够的。因为银行是经济单位，逐利是其本性，为志愿者服务作为银行企业的形象工程，可能热情一阵子，但要持之以恒却非易事。再说，要建立非常畅通的保障机制，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比如，经常因为一个社区主任的职位调换而使这项工作无法进行。许多大学生志愿者在毕业后也离开了郑州，“道德银行”又无法实现全国联网，就使这种支取承付失去依托，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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