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时评：中国银行业需要文化革命

　　居伊-容凯尔/文

　　约翰·格蒂曾说：“如果你欠银行100美元，那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欠银行1亿美元，那是银行的问题。”在中国，这位已故石油大亨的谚语更进了一步：中国的银行家们已把银行当成了自己的财产。

　　诈骗和挪用公款的规模大得惊人：在一家城镇分行，银行职员劫掠了全镇人的存款。迄今为止，看起来严打不法分子的努力与其说有效遏止了这种腐败现象，还不如说有效暴露了这种现象的严重程度。

　　遏制腐败只是挑战的开始

　　普遍的腐败现象持续存在，这是个醒目的讯号，它提醒中国政府，要让银行业准备好从2007年1月起迎接全面开放市场的国际竞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遏制不法行为和改善公司治理只是个开始。其他的挑战还包括：克服一些省市对银行业变革的强烈抵制；解决尚未得到控制的不良贷款问题；在长期受到强行政治指令管理的银行业系统中，逐渐形成商业运作。

　　尽管如此，刚成立两年的中国银监会已因努力打造银行业而赢得了赞誉。新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已经订立，大量坏账已被冲销，两家大银行进行了资产重组，一些银行的管理层也进行了改组。银行正在延请外部顾问并配置了现代信息系统。许多迹象显示，高级银行人士正在响应银监会的领导。但所有这些只是清理了过去留下的烂摊子，其他作用尚未显示出来。如果不深入改革，以解决问题的根源，那么银行系统势必会在将来造成新的混乱局面。

　　官方宣称已将不良贷款率降至14%以下，但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花哨的会计手段。此外，对新贷款质量的衡量完全取决于对未来经济表现的假设。如果经济增长率仅放慢几个百分点，一些银行30%的贷款就有可能成为坏账。这样就需要进一步对银行施行解困。一个替代方案是设法保持足够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以防止坏账拖垮银行，这被一位外国官员挖苦为“不良贷款带动的自我永续增长”。

　　改革能否打破不良循环

　　对改革效力的检测标准是，改革是否将有效的风险管理方式融入银行贷款政策的核心，从而打破上述循环。要做到这点，仅仅自上而下地强行施加规定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行一位外国央行官员所说的“公司文化革命”。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最大的一些银行拥有数万家分行、数十万名雇员。其中多数银行员工没有受过良好的培训，而且相对来自遥远总部的指令来说，他们习惯于回应地方政府的压力，去支持政府偏爱的项目。在其他过渡经济体中，都经过一场金融危机才实现了转型。但中国政府强调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银行业的稳定性，这就排除了休克疗法的可能性。银行业是中国政府惟一的货币调控工具，而且中国庞大储蓄的大部分都存放在银行里。

　　一些中国官员希望，经济持续增长将提高生产率，并提高借款方的利润和信誉，从而解决银行业的问题。然而，能源成本不断上升、产能过剩长期存在，令许多公司的利润率缩减，而产能过剩本身就是银行贷款泛滥的结果。

　　另一些中国官员希望外国银行前来施以援手。几家外国银行已参股中国国内银行。但四大银行中的两家引进战略合作伙伴的计划已落后于进度表，其中中国建设银行受到了丑闻的拖累。

　　外国“伙伴”陷入两难

　　无论如何，中国政府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计划意义不甚明了。中国政府拒绝将中国金融机构的管理层控制权让给外国的银行股东，并下定决心在将来保留在这些金融机构的多数股权。

　　一些研究中国政府行事方式的学者思忖着，中国政府真正的目的，究竟是想利用海外专家技术来实现其银行业的现代化，还是想转嫁支撑其银行业的成本。一位抱怀疑态度的人预言，几年以后，外国“合作伙伴”将接到中国官方的最后通牒，要求它们投入新的资本。

　　一些国际银行家渴望在中国市场开放之前加入到参股中国各银行的行动中，而上述问题令他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退缩的话，竞争对手就有可能捷足先登。但如果贸然行事，那他们进入的可能不是快车道而是沼泽地。

　　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臃肿笨拙，技术上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而中国政府总是热切地希望外国投资者为购买这些机构的少量股份支付高昂的价格，而且不一定能获得对这些机构的控制权。考虑到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结果喜忧参半，而且私有化计划的前景日益暗淡，中国政府的上述希望看上去越来越不切实际。

　　他们不可能既把银行体系保持在政府控制之下，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现代银行业体系。事实很可能证明，试图两面兼顾将是一项代价最高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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