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专业精神处理贸易摩擦

　　程永如

　　2004年中国出口产品遭受了68 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措施、纺织品特定保障措施等贸易保护调查，涉案金额约30亿美元。此外，直接或间接针对中国产品的进口禁令、海关价格监管措施、进口许口证管理、技术要求等其他贸易壁垒也层出不穷；部分环保、劳工标准等也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产品出口。在潜意识层次，“中国制 造威胁论”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在各种利益集团的较量中日趋复杂。同时，应企业要求，中国政府也发起了8起反倾销调查。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及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已逐步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如何处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贸易摩擦，已成为中国政府和企业面临的现实和长远问题。

　　贸易摩擦是贸易增长的副产品，是各种经贸合作的伴生物；贸易摩擦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始终伴随着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斗争，以及各方利益纷争、游说与博弈。

　　贸易摩擦不仅涉及进出口，还涉及产业政策、汇率政策、税收和信贷政策等诸多方面，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贸易摩擦不仅涉及国际政治，更涉及国际经济和法律，需要专业性的沟通乃至交锋；贸易摩擦不仅涉及政府，更涉及企业和民众的利益，媒体、公众、研究机构、高校等各方均十分关切。而要想正确处理贸易摩擦，首先需要倡导“专业精神”。这不仅是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面对各种利益诉求的理性、务实态度。

　　专业精神强调职业化，强调中立、公正，强调同行间的共性。专业精神是公务员制度的试金石，专业精神缺乏，公务员制度的有效性必然大打折扣。

　　新加坡是公务员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其总理李显龙近日要求公务员在向部长提出意见时，绝不能失去专业上的客观性，或者去揣测部长的想法，然后提出你们认为他在政治上容易应付的建议。一旦你们这么做，将失去你们的价值，我们的制度也将失去完整性。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是负责反倾销的相对独立机构，其主席表示：“当相关各方都对我们有意见时，表示我们正在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以专业精神处理贸易摩擦，要求我们学习和尊重国际惯例。

　　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量最大，各种贸易纠纷也最多，在WTO和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对簿公堂的案件也很多；日本和美国是战略同盟，但是在反倾销案件和WTO多哈回合的规则谈判中，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日美20世纪下半期的贸易摩擦，更成为研究和观察贸易摩擦的经典案例；欧盟和美国存在泛大西洋盟友关系，但是在飞机补贴、基因产品等方面存在重大利益分歧，为此双方也经常走入WTO争端解决机制。

　　截止2004年底，美国在WTO中起诉81次，被诉88次；欧共体起诉68次，被诉51次；加拿大起诉26次，被诉13次；日本起诉12次，被诉14次；印度起诉16次，巴西被诉12次，土耳其被诉7次。

　　这些都很正常，也真正体现了专业精神。

　　以专业精神处理贸易摩擦，要求我们区分政治和技术两个层次。

　　贸易是各国利益的互动，处理贸易摩擦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技术功底。政治层面重视宏观大局，有利于统筹协调，权衡利弊；技术层面的专业精神是必要的补充和降低风险的有效保障。没有技术，就没有执行力，政治决定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在贸易摩擦的应对上，需要“功夫在诗外”的时候就要考虑政治、外交、公关手段，做到有失必有得，有所为有所不为；需要“就事论事”的时候，就应高度重视技术因素，免得被同行不理解，如反倾销中的法律抗辩和对簿公堂。只有兼顾政治和技术两个层面，才能保证我们利益最大化，才能发挥每个管理层的积极性，增强责任心，提高政府公信力。因为在很多时候，行政级别较低的人反而比较了解实际情况。

　　以专业精神处理贸易，要求我们以具体利益为导向，以个案为基础，细化国别分类。

　　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日益加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发生诸多变化。一方面，在市场开放、特殊和差别待遇、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等方面，发展中国家存在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相互市场和发达国家市场，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并形成一些利益相互冲突的分支集团，以纺织品最为典型。发展中国家既包括低收入国家，又包括中等收入国家；既包括最不发达国家(LDC)和重债贫穷国(HIPC)，又包括印度、土耳其、墨西哥等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国。截止2004年底，印度对我发起81起贸易保护调查，土耳其对我发起47起。如果简单地以发展中国家一概而论，容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最后找不到我们需要的那棵“树”。

　　总之，我们既要区别对待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又要在应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时有所差异。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方利益交织。整体利益是由各种局部利益组成的，各个局部利益相冲时，就要敢于交涉。

　　以反倾销为例，由于其具有的准司法性质，各国政府的行政部门一般不愿介入太多，也会常常以“准司法，不便干预”为由推脱责任并避免在国内政治中陷入被动。但其同时也表示“如果你们觉得有争议，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WTO要求磋商”。

　　而从技术入手，“就事论事”，从反倾销协议的具体条款中交涉，是很正常的事情，也会引起有关国家反倾销机构的重视。这就是善于交涉。我们需要保持双边和多边交涉的有机整体和连贯性，不能由于部门利益人为将其割裂开来。

　　在技术层面上敢于交涉和善于交涉，是专业精神的自然体现，担心影响双边经贸关系大局是没有必要的。举例说，如果有一天，因为反倾销中的一个或几个问题，我们在WTO要求与美国、土耳其或印度磋商，并不必然表示中美、中土或中印经贸关系受到影响，国内媒体、公众自然也就不必为此大惊小怪。同样，对于其他国家要求与我们在WTO磋商，我们也自然不必惊慌，这样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甚至包括中国对外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如果我们老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手就会掌握我们的惧怕心理动辄要挟，使我们陷入被动，处处受到牵制。

　　以专业精神处理贸易摩擦，要求我们重视对外谈判，灵活应用谈判筹码。

　　谈判是一门学问。谈判者不仅需要沟通能力，更需要分析技术，需要备选方案，需要倾听业界呼声，关注各方诉求，不能想当然，不能太理想主义。

　　一个优秀的谈判者，既要有渊博的知识、国际化的视野、超人的胆识和智慧、正直的品格和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又要有务实的精神，锱铢必究、字斟句酌，不能大手大脚，更要有一支多样化视角的专业队伍，将各种风险降到最低。

　　谈判不是简单的讨价还价，谈判者需要关注对方利益，并寻找可能的最佳替代方案；谈判者需要授权，需要在掌握原则的前提下，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自主决定出牌，运用策略，灵活应变，或主动出击，或声东击西，从而保证有所失必有所得。

　　“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如果没有授权，我们的谈判者将不能自如发挥，谈判底线最终也会向对手暴露无遗。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我们不仅需要知己知彼，了解彼此的制度、决策机制和程序，而且需要知道对手如何看我们。为此，我们需要实现制度的尽早突破与创新，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

　　以专业精神处理贸易摩擦，要求我们既要敢于交涉，又要善于交涉。

　　以专业精神处理贸易摩擦，需要政府和企业沟通顺畅。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容易由过去的“完全依赖型”变为“互不买账型。”实际上成熟的市场经济，公共部门、企业和非盈利机构之间的沟通非常顺畅，并形成一个相互循环的有机整体。我们需要克服这种不良倾向，保持良好沟通。

　　企业在遇到贸易摩擦需要政府出面时，不要担心和抱怨政府不作为。政府在处理贸易摩擦时，也需要以企业的利益为导向。各国到WTO磋商的案件，一般都是企业首先向政府施压，政府向WTO递交的。我们的企业需要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政府，政府也需要加强与企业联系，不要害怕压力，压力会变成对外交涉的动力。如果我们的政府不了解企业的呼声和诉求，又怎么能真正为企业服务呢？政府工作的意义又何在呢？ 专业精神、责任心和行政效率是公共部门的三大支柱。

　　以专业精神处理贸易摩擦，是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必修课。

　　中国选择加入WTO，就等于选择了新的发展战略和全新的思维方式，政府的传统管理就会面临挑战，政府绩效也亟待提高。较之GATT，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更为有效，更具有约束力，这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中国加入WTO虽然已经三年多了，相关部门在专业化和专业精神上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但我们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还十分有限，与当时加入的初衷不符。这不仅是因为人员结构、语言等技术上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存在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和体制上的问题。

　　东方民族强调“和为贵”，但面对纷争，我们需要将道理说清；东方民族担心“输”，但很多案件涉及多个争议点，一般的结局都是有输有赢，过分担心结果而裹足不前，或者怕承担责任，都是缺乏专业精神的体现，也没有真正做到“平常心。”“胜败乃兵家之常事”。

　　更进一步地说，有的时候，输的是案子，赢的却是利益、时间和经验，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对规则的理解，有利于积极参与新一轮谈判的规则澄清与修改。

　　我们需要创造宽松的环境，不要怕输，也不要人为设定前提条件，要鼓励专业精神和大胆交涉，否则会增加相关人员的压力，“不敢越雷池一步。”谁不希望自己的案子能赢呢？ 企业是案件的主要利害关系方，自然也需要收集、整理并提供翔实的举证材料，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不论是在WTO，还是在双边交涉，工作层都需要真正做到专业化。

　　弘扬专业精神，倡导良好的职业操守，以利益为导向，按照国际惯例处理贸易摩擦，向国际同行看齐，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中国政府真正服务纳税人的体现。让我们务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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