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农：汇率变动救不了美国

　　近年来，对美国可能不得不通过大幅贬值来改善其“不可持续的”经常帐户和外贸双赤字的前景，欧美财经媒体中充斥着从未有过的黯淡基调。大多数此类国际说教建议东亚国家放弃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或者，就中国而言，在完全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之前允许人民币大幅升值。

　　汇率变动救不了美国

　　不幸的是，这种传统思维是错误的。不能理所当然的认为一国自主地调整汇率就可以对该国的贸易平衡起到可观的效果。事实上，如果美元大幅贬值将会(事实上正在)给全球的宏观经济带来难以预测地后果，而无益于改善美国经常项目和外贸赤字。

　　在开放的金融系统中，持续变动的汇率必然反映了相应的货币政策走向：币值上升的国家将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通货紧缩，而币值走低的国家将实行相对而言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通货膨胀。

　　如果那些高储备的亚欧国家(包括加拿大，都是低储备的美国的债权国)的币值上升的话，将会面临着增长减缓甚至通货紧缩的隐忧。

　　以日元为例，1985年至1995年日元不断升值，导致了1987年至1990年日本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泡沫的破裂使日本陷入了1990年代的通缩和衰退之中。2003和2004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日本经济在局部开始恢复，但最近日元对美元升值很可能在2005年将日本拖进新一轮通缩。同理，欧元从2002年至2004年间对美元升幅达60%，这将必然导致其经济增长减缓，尽管其效果还没有像日本那般立竿见影。

　　这种汇率变动，即货币升值，带来的经济增长减缓甚至衰退将会导致进口需求的急剧下降；同时他们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会涨价。所以出口降幅往往是与进口降幅相联系的，因此，汇率变动对贸易平衡所带来的最终影响是无法预测的。

　　1971年到1995年，日元币值长期高企导致了日本长期的贸易顺差，这一过程中唯一可预测的就是货币升值的国家将面临通缩的压力。不过，如果外界的评论员和政府官员坚持升值将减少美国债权国的贸易顺差这种错误观点，他们的“言论”将推动国际热钱将美元兑换成拥有债权的欧亚国家的货币。这将加大这些国家避免实际的货币升值、防止货币紧缩的难度。

　　反过来，如果这些美国的债权国协同实现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来抑制本国的货币紧缩压力，美国国内将爆发无法承受的高额通货膨胀。例如，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针对美元的贬值引发了美元资产飙升，并导致了美国1970年代不稳定的高通胀。

　　因此，汇率的改变不是解决美国贸易赤字以及亚洲国家贸易顺差的方案。今天全球金融系统主要症结在于美国外汇储备不足、联邦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和个人存款的紧缺。与此同时，全世界事实上对美元存在无限的信任，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高额借贷就这样转化为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的真正来源。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迫使加拿大和欧亚甚至拉丁美洲的国家陷入经常帐户盈余的僵局。

　　汇率弹性的误区

　　在针对亚洲国家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的批评中，至少有一些观点同意，是美国的低储备率而非扭曲的汇率，是贸易不平衡的根源。

　　不妨来观察一个高速增长的国家，例如中国，同一个增长慢得多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情况。日本和欧洲现在是全面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则面临全面的贸易赤字，这些早已成熟的工业国家经济涨幅比中国低得多。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人民币实行汇率弹性并有步骤地升值来平衡中国与它的增长缓慢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国际竞争力，是否比只考虑这些国家间的经济增长率更有效呢？事实上，由于国际上普遍的不安，中国已经承诺将增加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弹性。

　　中国政府在这里所指的汇率的更大“弹性”值得好好深入研究。围绕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的汇率这个中心，市场汇率获准每天或每周稍大范围的上下浮动，而这将有效地使外汇市场活跃起来。

　　其实，通过对中国商业银行更加谨慎的监管来控制其外币兑换总量，取代通过资本来实现控制的方法，扩宽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变动幅度，例如在8.28这个中心上下浮动各一个百分点之后，即两个百分点的幅度，那么外汇市场将就会活跃得多(目前的边际是以8.28为中心上下各浮动0.3个百分点)。

　　国际结算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PBC)再转到各商业银行的，这中间将产生外币汇率期货、期权的对冲市场。如果汇率弹性幅度是充分有效的话，那么PBC只需要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才介入并维持这个弹性幅度；而实际上，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弹性幅度里，任何变化都不会，或者都不能对中国在国际货物或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从长期来看，只要美国物价保持稳定，增大围绕8.28这个中心的弹性幅度来平衡中国与其邻国的国际竞争力是既不必要也不明智的。

　　工资调节机制的魔力

　　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一般也较快，这时就会发生国家间的工资调节。但是这个工资差值调节机制要有效运行是有条件的。比如，中国工资水平增长快于美国，这个机制的运行条件就是，中国企业和员工都相信中心汇率会永远保持不变，并且中国的通货膨胀与美国保持在相应的程度上。

　　于是，在快速增长的可交易货物生产领域，大部分是在制造行业的中国企业家，将愿意在这个固定的名义汇率下，对保持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工人竞相出价。货币工资，尤其是针对熟练工人的工资，将相应的与高速发展的经济一同上涨。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产生的固定美元汇率之下，这种工资调节机制现象首先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出现。

　　中国自从1994年开始至今保持比较稳定汇率，而且没有遭遇像日本早前那样陷入货币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的衰退之中。从1994年到2003年，制造行业的工资在中国增加了13个百分点，而在美国只增加了3个百分点。这10个百分点的工资涨幅差距大致反映了劳动生产力增幅比率的差距：中国上升了12.3个百分点，而美国是2.7个百分点。

　　在固定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率之下，通过适当的工资调节机制来平衡国际竞争力看来是充满活力和有效的。

　　中国在过去十年间，与美国相比在制造行业工资的惊人涨幅；中国所有行业的工资都涨得很快，制造业工资的增长大约为整体经济增幅的一半。这些大多都反映了劳动力技术的升级和经验的积累。诚然，在边缘部分，缺乏技术的移民工人也许会处于落后位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从事建筑行业。

　　1994年以前，在中国外汇黑市上人民币的币值是远高官方汇率的，1994年统一为稳定的汇率以后，实际上人民币是有一次大幅贬值的。当时官方汇率从1美元兑换5.5元人民币一下跌到8.7元人民币。由于中国的大部分贸易——尤其是在制造行业——实际上都是以比官方汇率高得多的黑市价格完成的，官方汇率的骤跌更加重了真正贬值的幅度。

　　不过，中国1993到1996年之间的短暂的国内通胀，“真正的”贬值影响甚微。但这种名义上的贬值当然会夸大通胀的程度。到1996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至8.28，至今没有改变。1996年中国物价涨幅得以平定下来，并大体与美国物价水平涨幅相近。

　　2004年，中国的CPI上升了3.8个百分点，而美国的CPI上升3.3个百分点。稳定的汇率架构为中国的物价水平提供了名义锚，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日元实行盯紧美元的汇率政策时的情形非常相似。

　　也许有人会认为，2004年中国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都太高了。但是以美元为标准的国际体系下，只有位于中心的国家才能够独立行使货币政策，因此，降低通涨的责任在美方。幸运的是，在2003年和2004年实行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政策之后，美联储在2005年将通过逐步提升短期利率来使其回到更正常的位置。

　　这样两个国家的通货膨胀都有望在2005年平稳下来，国际热钱的流入将会大大减少中国的麻烦；而且如果外界评论和政府官员不要再说人民币“必须”升值的话，那么麻烦就更少了。

　　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在日趋整合的东亚经济圈，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8.28的稳定汇率已经成为新千年实现该区域内汇率稳定的关键因素。该区域内的国家货币对美元或彼此间的汇率都是相对稳定的，如果这个稳定的汇率系统持续下去，调节工资涨幅也将成为其他东亚国家平衡彼此之间竞争力的主要工具。

　　目前，与稳定汇率系统联系最微弱的就数日本了。尽管日本银行(BJ)进行大幅度的干预以防止日元升值，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仍然不是稳定地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幅度内浮动。对将来日元升值并导致通货紧缩的忧虑依然弥漫着，工资调整也并非恰到好处。因此日本银行的第一要义应该是拿出更可靠的、稳定的日元对美元汇率机制，以更好地稳定东亚汇率，同时淡化国内对通缩的顾虑。

　　(作者将于4月11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行相关演讲。艾岚、刘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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