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乏国际定价话语权 亟需建大宗原材料战略

　　中国是世界上石油、铜、大豆等许多大宗原材料的“大买家”，却没有大宗原材料的国际定价话语权，要随时无奈承担国际市场投机涨价的风险。中国对世界大宗原材料贸易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却没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场权”，对国际大宗原材料市场影响大但“影响力”薄弱。世界经济运行中凸显的这一悖论现象正威胁着中国的经济金融战略安全。

　　中国遭遇的这一经济悖论现象并不是偶发现象，而是战略性的。要有效化解这一现象，中国迫切需要从总体上、从全局上予以战略应对，加快建立大宗原材料国际战略，及早构建对全球大宗原材料市场的“影响力体系”，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大买家无奈承担国际市场投机涨价风险

　　2005年春节过后，中国企业迎来新一年的生产原材料进货高峰期，与之伴随的是国际大宗原材料价格相继提价。国际铜价在库存巨减与需求强劲的情况下，创下1990年以来的新高，而WTI原油价格在4个月之后，重回53美元以上。整个2月份，食物、工业金属、基本工业原料等悉数稳步上涨；CRB期货指数单月涨幅7.11%，创下10年来单月涨幅的新纪录，其中能源指数暴涨7.84%，谷物暴涨16.12%；工业原料暴涨10.08%。国外铁矿石供应商最近甚至采取联手行动，迫使中国企业接受4月1日起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7成以上的条件。

　　中国企业在国际大宗原材料采购中没有从大市场、大购买中获益的现象，近几年来日益严重。2004年，中国部分大宗原材料采购占世界总进口量的20%至35%，其中铜进口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20.6%，大豆进口量占31.2%。而同期，国际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石油、铜价格波幅分别为73%和39%，大豆、玉米和棉花价格波幅分别为112%、76%和70%，主要品种价格均创出近10年甚至20年新高。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买家的每一次购买，几乎都暴露在国际市场面前，成为国际大型基金的“逼仓”对象，被迫“追涨杀跌”甚至“高买低卖”，以承担巨额损失而告终。去年5月至6月，芝加哥原材料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下跌前，中国在高价区订购的南美大豆总量高达450多万吨，船未到岸，每吨损失已超过1000元以上，每船损失高达2000万至5000万元。根据统计，中国初级产品贸易逆差在2004年上半年便高达378.37亿美元。

　　中国成为全球的加工、生产中心，但主导了生产，主导不了贸易。中国企业处于产业低中端加工生产环节，成为遭受境外企业、国际炒家两头夹击的“三明治”：一头是境外对中国外贸企业所需能源、资源、原材料的价格战，一头是境外对国际市场和营销渠道的掌控。据一些外贸企业人士介绍，境外企业正是借助这些优势，将中国出口原材料的价格压到最低，把持着作为产业高端的贸易金融环节牟利。而中国企业出口原材料，很难绕开国际中间商直接进入国外最终端市场，只能被动地参与交易。以服装为例，一般外商在中国的采购价与国外连锁店的售价之比为1∶8至1∶10。即在中国的采购价如果是1美元，那么在美国或欧盟国家商店的售价为8美元至10美元。

　　发达国家主导定价权弱化中国实质影响力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国际市场进口大宗原材料。目前中国经济正进入新的发展周期，许多大宗原材料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还将持续提高。中国已经是世界铁矿石第一大进口国，石油第二大进口国，氧化铝、铜矿石、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的重要进口国。统计显示，近几年，在全球贸易额每年3000多亿美元的净增量中，来自中国的贡献量达1500多亿美元，几乎占了一半份额。国际大宗原材料贸易增长中积聚起一股“中国因素”力量。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教授胡俞越说：“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最大的经济变量因素，正日益成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这不仅是巨大的投资机会，而且也孕育着一个巨大的风险因素。”

　　风险在于，中国对大宗原材料拥有如此大的进口量，却对国际大宗原材料价格没有什么影响，将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金融战略安全。有专家估计，我国由于国际油价高涨，在2004年多支出了40亿至80亿美元。以国际油价定价机制为例，当前国际油价是西方几个大的期货交易所产生的期货交易价格，这个价格反映的是西方主要石油市场原油交易状况，基本上由西方石油消费国和中东石油生产国控制，而且受投机、意外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买油时所谈判的只是交货地点、货源等问题。

　　据专家介绍，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在全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中占尽优势，英美两国的原材料期货市场主导了全球石油、金属、大豆等大宗原材料的定价权。“纽约石油”、“伦敦铜”和“CBOT大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并一直成为全球石油、铜和大豆现货交易的定价基准。发达国家利用这种垄断性价格体系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服务。

　　在这种背景下，以强劲的采购需求为内容的“中国因素”被国际“炒家” 屡屡投机利用，作为他们主导国际市场价格的主要因素，甚至出现“中国因素”越大越对中国自身不利的局面。据上期所专家姜洋介绍，一些国际机构和组织近年纷纷提高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指数，有的甚至有意夸大中国在钢材、原油、农产品等方面的需求预期，比如美国能源署、农业部等在月度、季度报告中，均调高对中国经济和市场需求的预期。而作为主导国际现货定价的期货市场，对市场需求预期非常敏感，于是国际期货市场价格便在中国企业还没有进入之前便出现了上涨，中国企业就这样成了外国机构的“盘中餐”。

　　据专家分析，从2004年10月份前后的国际原材料期货市场行情看，正是基于对“中国因素”的判断，国际投机基金认定中国买家将会扩大进口，于是在国际期货市场连续拉升石油、有色金属等原材料期货价格。没有价格发言权令中国很被动，行业经济和国家利益大受影响。

　　爱德华兹公司一位期货研究主管指出，中国对原材料市场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影响并不等于影响力。中国现在虽然对全球大宗原材料市场的影响很大，但影响力薄弱，使中国国内企业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中国必须充分利用全球采购优势，实现左右和主导市场价格，才能称得上对价格有影响力，才能把中国实体经济影响力的主导权掌握在手。

　　警惕“被动性缺陷”帮倒忙

　　中国正进入作为一个大国快速崛起、国内大宗原材料不足对经济发展“瓶颈”抑制作用日益显性、对进口的依赖日益严重的时期。对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中国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准备不足、适应“慢拍”，造成在国际大宗原材料采购中存在着许多“被动性缺陷”，这些“被动性缺陷”往往加剧中国大宗原材料国际采购的风险。

　　一些政府部门缺乏经验，也不创新操作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和操作手段没有完全从国际市场竞争的角度，仍然从封闭的、以自我为核心的角度予以考虑，无形中配合了国外大资本的“炒作”。大商所总经理朱玉辰认为，目前我国多种基础性原材料仍旧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难以灵活适应国际市场变化。当国内出现原材料短缺时，政府临时扩大采购增加储备，进而加剧原材料价格上涨，也易出现逆向调节；对进出口实行配额或许可审批，环节复杂，容易贻误最佳购售时机，甚至造成价涨购进、价跌出口局面。以行政手段安排集中采购的意图完全暴露在国际游资面前，很容易陷入被国际“炒家”狙击的境地。

　　中国企业经营范围长期局限在国内市场，跨出国门直面国际竞争的时间不长，对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缺乏足够把握，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操作中非常被动，而且形成“各自单打天下”的格局，分散采购，缺乏避险经验，往往被国际交易商牵着鼻子走。金鹏期货经纪公司董事长常清分析说，其一是类似中航油这类企业，风险意识淡薄，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它并不根据自己业务需要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交易，而根据操盘手的市场操作随意进行大规模投机，由一个本来应该买入燃料油的企业变成大量卖出燃料油的企业，这不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风险控制地进行期货交易。其二是大多数企业运营机制官僚化，应该参与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害怕责任而不去参与，被动地接受国际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表现为“高买低卖”，损失了大量的外汇。

　　期货市场对于中国来说，是个舶来品，发展缓慢，与贸易量巨大的现货市场脱节。大商所总经理朱玉辰认为，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交易品种少，据统计，全球期货交易所有100多家，共有93类原材料，中国目前仅有9个期货品种可供交易，不能给多类需求企业提供众多完善的避险工具。金鹏期货经纪公司董事长常清分析说，在国内期货市场上，目前80%以上都是中小散户参与者，中小散户只是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而缺少持有价格形成话语权的机构投资者，中国期货市场只能是跟着外国跑的“影子市场”。

　　利用“中国因素”力量建立后发型国际战略

　　对于在国际大宗原材料采购中出现的战略性悖论现象，中国需要从总体上、从市场、机制、方式等各方面予以战略应对。这个战略必须是统摄国内外的，在全球化时代，国内的事情和国际的事情已经密不可分。如果缺乏战略的通盘考虑，任何战术上的小胜利，都可能只是小胜，而输掉的是全局。

　　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对众多大宗原材料的需求增长因素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经济中这种强劲的“中国因素”力量，既需要中国加快建立大宗原材料国际战略，也为中国当前启动建立大宗原材料国际战略提供了牢固的根基。

　　加快完善中国期货市场，构建对全球大宗原材料的影响力体系。华泰证券研究所荆冰认为，中国是许多原材料的集散地，具备良好的现货市场基础，中国期货市场理应发展成为这些原材料的“定价地”，并力争成为全球大宗原材料的交易中心和定价中心，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场权和话语权。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副主任徐宏源提出，中国应抓紧建立和完善期货市场，以远期合同交易的方式降低近期价格的风险，尽快允许国内企业开辟套期保值交易、大宗期货交易等多种金融衍生交易产品。对金融体制进行重新架构，增加金融衍生品，如利率期货、外汇期货、股指期货、大宗交易期货、原油期货、钢材期货市场等。改革官办期货市场的运行机制，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常青认为，当前中国期货市场重要任务是培养机构投资者。在政策和法规上大幅度调整，从法律和规则上提供机构投资者健康发展的条件，鼓励发展在国际市场上有话语权的专业巨型基金。我国一些民企很早就进入了国际期货市场，而且在国际期货市场的竞争中有丰富的经验，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化和激烈竞争，可以给予他们政策支持，准其发行基金，做专业的原材料或综合类投资。

　　尽快建立大宗原材料采购的安全保障机制。上期所姜洋分析说，第一，完善采购价格安全机制，利用期货市场机制实现中国主导定价；第二，健全战略储备安全机制，包括国家储备和商业储备，用市场的力量推进商业储备建设。有现货储备，也要有期货储备。第三，健全交易安全机制。“中航油事件”暴露出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企业到境外期货交易所或者场外衍生品市场进行交易，委托国外的经纪商代理，诸如资金规模和操作方向等商业机密容易被国际投机基金掌握而后实施“逼仓”，导致损失惨重。

　　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认为，由于很多大宗原材料是战略物资，中国对进口的依赖会日益严重，中国必须从战略上考虑在采购方式上鼓励和推动中国企业联合采购，成立中国的“集中采购方式”，由几家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建立一个联盟，由这个联盟负责海外集体采购原料，增强中国企业的谈判能力，规避进口的价格风险。

　　建立企业行为约束机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陈文敬提出，我国应通过行业自律组织和政府的强制要求来约束企业的市场行为，在国内市场强调企业竞争，打击垄断；对外要求企业联合，避免相互杀价，实现利用共同的力量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和供求。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