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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剑
“一个正部长按规定应该坐排气量2.6的汽车，如果现在换成1.8的，就该变副部长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说官员级别越高，就越可以多浪费资源？”面对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说，把官员级别和汽车排量挂钩的规定很可笑。他说，在能源紧缺的中国，汽车却在追求大排气量、豪华型，不正常。而据
在座的政协委员们说，全国现在有60多个城市限制低排量汽车上街，这与鼓励低排放汽车的产业政策不相符，更不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中国青年报》3月12日)
这话说得很对，把官员级别和汽车排量相挂钩很可笑。但这却是长期制度和文化的产物，说难听一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些“嫌贫爱富”：从“硬币”的一面来说，这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钱权为本的文化；从“硬币”的另一面来说，这不是一种鼓励节约和环保的制度和文化，而是一种鼓励奢侈和浪费的制度和文化。什么级别的官员配什么档次的车，开始也许是为了防止各级领导干部超标用车，但到后来，却发生异变，成为级别、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成为等级制度的固化表现。
很多城市一面倡导保护环境，另一面又限制小排量车上路，这无疑是南辕北辙！同样是交通工具，一辆高级小轿车是自行车的5-8倍大，同样是有车族，很多路不让1.1升以下的车子走，为什么？“是因为1.1升的车太省油？当然不是！同样是仇穷。和高档车比他照样是穷人，摩托车也是因此在很多城市被禁。”———这话据说是张朝阳在福布斯论坛上说的，他说，中国人并不仇富，而是仇穷。仇穷的背面是浪费，是爱面子，这话很经典。
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心理下，一个人、一个城市重要的不是他的内在品质，也不是对于社会的真正贡献，而是外在“行头”与派头。因此，中国人不惜一切代价地“武装”自己，各个城市也大搞形象工程。公款吃喝一年2000多亿元不在话下，公款用车一年3000多亿元也稀松平常，惟独拿不出钱来治污！人民的生命、健康，自觉不自觉地被排在了各地的GDP和税收增长之后。
结果如何？世界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有一半落入了中国的版图之内，三分之一的中国地区降过酸雨、七大中国河流中有一半污染严重、四分之一的中国居民没有清洁的饮水源、三分之一的城市人不得不呼吸着污浊的空气、经过环保处理的城市垃圾只占不到20%的少数……单只在北京，70%至80%的癌症病因与环境有关。
一样的水，一样的空气，一样的我和你。作为官员、富人、强势人物，消费方式对整个社会起着强烈的示范作用，资源的过度消耗，他们与有过焉。如果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不努力约束资源的奢侈消费，我们只会在共同“灭亡”的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这就是人类面对资源和环境的共同困境：在资源和环境面前，我们都是弱势群体，这是惟一的公平，不论你官大官小，有钱没钱，有名无名，都无所逃于同样的天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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