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安乐

　　本报记者 覃里雯／文

　　人是否有权做出结束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决定？

　　虽然这个问题可能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和它如影随形，但它的困难没有减弱分毫。关于安乐死的分歧，最早的记载在古希腊时代。那时的思想家虽然反对自杀，但似乎是倾向于安 乐死的。柏拉图说：“精神和肉体上生病的人应当任其死去；他们没有权利活者。”但是西方医学之祖希波克拉底第一个坚决反对这些行为和观点，他著名的宣言迄今被所有西方医学院学生背诵：“我不会为了取悦他人而开出致命的药物，也不会给出可能导致他死亡的建议。”最早使用“安乐死”这个词的是古罗马历史学家苏托尼斯。他的“安乐死”指以积极的方式(比如提供药物)帮助痛苦的垂危病人提前结束生命。

　　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即便在人类最文明的社会中，生存依然被视为抢夺有限资源的零和游戏，个人的生命依然不被视为最重要的目的。斯巴达人会杀死不健康的婴儿，将健康的初生婴儿身上涂上酒精，挂在檐下一晚，存活者才能有幸被纳入社会。

　　在欧洲之外，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着以较为“仁慈”的方式结束垂危病人痛苦的情况，虽然这些方式时不时地又被禁止或者谴责。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亚述王国的医生禁止安乐死。但是在古印度，无法救治的病人也会被扔入恒河淹死。

　　生命至高无上的观念是由今日世界四大宗教注入人类社会的，这些宗教根本上都不赞成安乐死和自杀。

　　在基督教圣经中，上帝明确规定了人类不能选择他们的死亡时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伊斯兰教完全反对安乐死和自杀。古兰经说：“生命是神圣的，人杀死自己是被禁止的。”

　　犹太教认为，上帝创造了生命，只有他有权决定一个人是否应该死去。

　　佛经中从来没有清晰地表明对安乐死的看法，但自杀似乎不是完全的禁忌，古代圆寂和涅的高僧都是自行决定离去的时间的。

　　直到文明社会进入启蒙时期，对安乐死的质疑才真正和当代的争论接近。在这样的争论中，人们遵循同样的前提：人的生命至高无上，无论种族信仰，没有优劣之分，应当得到同等的尊敬和保护。在1516年，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为安乐死辩护。他描述了理想中的医院的作用。医院的工作人员以温柔的看护和极尽全力的治疗来照料病人。但是，如果病人受到痛苦的、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折磨，病人就可以选择死亡，要么绝食，要么服用鸦片。1627年，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写道，医生“不仅(给病人)恢复健康，也减缓痛苦和悲哀；不仅为了帮助康复而减缓痛苦，也为了提供一个公平和轻松的通道而减缓痛苦”。

　　思想家的辩护使得法律减轻了对实施安乐死的医生的惩罚。最早的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努力似乎主要发生在德国。1794年6月1日，一条导向安乐死合法的法律在普鲁士获得通过。1889年，哲学家尼采说，“垂死的病人是他人的重负，他们没有权利活在这个世上。”另一个德国律师约斯特于1895年写了一本叫做《杀人法》的书，强调只有无法救治、意求一死的病人必须被允许死去。他认为，生命的价值是一路下降到零点，无法救治的病人的价值是非常低的。在帮助病人结束生命的时候，必须有数位医生和病人本身的同意，以避免鼓励自杀行为。

　　20世纪同样见证了人类对安乐死的矛盾态度。最早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努力出现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纽约州医学协会建议批准温和轻松的死亡方式。在1906年和1907年，俄亥俄州和爱荷华州提出了更积极的实施安乐死的办法。虽然1937年的一份调查问卷显示53%的美国医生支持安乐死，但是政府并未同意将之合法化。

　　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充满了危险的陷阱。最可怕的陷阱出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仰者当中。柏拉图和尼采关于重病者的生存权利的论断得到纳粹德国的继承，除了清洗犹太人之外，纳粹德国还对改良人种充满热情。第一例安乐死的施行对象是“克淖尔宝宝”。这个盲眼、痴呆、缺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的孩子的父亲向希特勒本人要求，请他准许给自己的孩子施行安乐死。1938年，这个要求被批准了。随后几个月里，在希特勒的一封批准信后，纳粹德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旨在建立实际的途径，以便批准给那些“没有有意义的人生前景的孩子们”施行这样的“仁慈死亡”。当时的艾格芬哈尔医院就缓慢地停止照顾它院内的残疾儿童，直至他们“自然死亡”。其他的机构也纷纷效仿，有些给病人停止供应暖气，而不是食物。如此施行安乐死的过程被称为“让自然运转”。到1941年末，安乐死已经成了“医院的日常事务”，更不要说那些被注射和喂下药物的病人。

　　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人们意识到，如果将生命的价值量化，并且根据量化的价值来判断生命是否有权继续，这种判断是非常危险的。

　　今天，在全世界200个国家里，只有荷兰(2001年)和比利时(2002年)两个国家将安乐死合法化，此外，将安乐死合法化的还有美国俄勒岗州。这三个小而富有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似乎并不足以成为他国借鉴。

　　2003年8月，我国首例为其母实施安乐死的争议人物王明成因胃癌去世，他在数次为自己要求安乐死而不得的情况下，含着痛苦和遗憾去世。关于王明成的讨论中，最痛苦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现阶段我国落后的医疗福利体系内，有多少人仅仅因为付不起治疗费用而被迫忍受着痛苦的生命？关于安乐死，不同世界之间面临的伦理挑战也非常不同。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富有社会，这个问题又会变成怎样？在安乐死合法化之后，荷兰的一个电视台曾经做过一个相关节目。摄制组跟随一个医生来到一个即将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家中，病人家属把医生引入客厅，却请他坐下喝咖啡，开始絮叨病人的生平往事。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考虑，签署了法律文件，同意给亲人一个宁静的死亡，但是面对诀别时刻却一再拖延。忙碌的医生看了几次手表，小心地问，是否可以开始了？但是家属犹豫片刻，又开始叙旧。这个纪录片沉默的力量呈现了安乐死所面临的永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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