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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剑/文
从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开始，已经记不清有过多少次机构改革了，印象颇深的是，邓小平发过誓，朱镕基也发过誓，他们都誓言要裁减机构、精简冗员。在更久远的时候，毛泽东也曾经有过“精兵简政”的提法。但领导人重视归重视，发誓归发誓，中国的政府机构还是无可挽回的恶性膨胀着。如果你不知道中国的政府机构究竟有多膨胀，人员设置究竟有多
荒谬，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据《南京晨报》2005年1月份的一篇报道，江苏的一位省领导在一次会议上披露：“在苏北的一个乡镇，正副镇长和党委书记有50多人！”请注意，这篇报道白纸黑字写的是“正副镇长和党委书记有50多人”，这就是说，如果加上人大、政协、人武部门等其他职务，这个镇的领导干部应该是一个更加惊人而荒谬的数目。愿望良好的猜测是，诸如人大、政协这些机构的领导都是兼任，已经被算在书记和镇长的人数之内了。不过即便如此，一个镇有50多位负责人，这也绝对是惊世骇俗的纪录。
听老人们说，同样是在苏北，1949年之前，一个乡只有一个乡长、一个乡丁(好像还是不在编的)。由此可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靠国家吃饭的官与吏已经膨胀到何等程度。一般的说法是，中国急剧膨胀的基层政权导致了农民负担的加重，所谓“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但以现代科技水平而言，“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并不是一个问题，相反，它甚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标志。在美国，就是1%的农民养活全部人口，甚至还要养活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
政府膨胀不是中国的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政府职能的大幅增加。这个趋势，就连有着最深厚的反大政府传统的美国也没有能够幸免。从这个角度讲，对于现代人而言，小政府可能只是乡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美好记忆。以现代标准衡量，所谓小政府之小，其要点并不在于政府人员的多寡，而是在于这个政府权力的大小，以及这个政府是不是受到约束和监督。在中国政府机构冗员泛滥现象的背后，实际上说明的就是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政府的膨胀仅仅是多几个人吃饭、多几个人拿工资、多一些教育或者社会保障的职能，那应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怕就怕增加了太多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增加了太多的巧取豪夺，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紧要之处。
1998年朱镕基刚刚组阁的时候，就发誓要精简机构，为了表示决心，率先垂范，朱甚至一反常态地从国务院开始精简。但几年下来，机构非但没有精简下来，反而闹出“一个乡镇50余名领导人”的旷世奇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虽然大政府是一个现代趋势，但以任何标准衡量，中国的政府机构都属于最臃肿之列。有趣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医疗、教育等公共部门不断被市场化，政府的公共职能在不断被削减。这就是说，以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机构还在加速膨胀，就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其中奥妙可能在于，自9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的吸引力在增加。
1992年之后，市场化在中国的勃兴，一度使许多人看到了市民社会在中国崛起的希望。但这个希望在90年代之后逐渐黯淡起来，原因就在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开始重新加强，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就在于，金融、财政、土地的配置权力又重新向中央政府集中。
在地方分权趋势最烈的90年代初期，虽然这些资源也是集中在地方政府手上，而不是真正落实到了民间社会，但地方政府在市场化上的冲动，一度为民间社会趁势牟利敞开了大门，这样造成了一种普遍的错觉，以为这是中国市民社会勃兴的信号。现在看来，那不过是整个官僚机制的短暂失控和混乱。这种混乱在朱镕基的铁腕治理下，很快就烟消云散。这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宏观调控成绩斐然，这是台面上的。另外一个台面下的后果就是要素资源重新向政府集中，尤其是向中央政府集中。资源向政府集中得多一些，民间社会获得就自然会少一些。这种趋势在宏观调控成就的鼓舞下，在90年代后期愈演愈烈。虽然有不少人欢欣鼓舞地告诉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已经如何如何强大，如何如何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但实际上，如果不跟政府资源搞在一起，许多人恐怕吃饭都是个问题，又遑论在市场中发展壮大？真实的情况是，从90年代后期以来，留给中国民间的资源其实越来越稀薄，市民社会的基础不是越来越坚实，而是越来越萎缩。大量的所谓民营企业不过是附着在国家资本主义上的可怜的衍生物，它们还远远不是可以独立存活于市场中的独立者。这就是这一时期政府吸引力越来越大的原因。
看看如今公务员动辄几百倍于录取人数的火爆的报考场面，再回忆一下90年代初同样火爆的下海潮，我们大致可以作出判断：官本位已经在中国全面复辟。放在这个背景之下，上面那个“镇长、书记有50多人”的荒谬新闻，就不再那么荒谬了。这个现象实际上是在寓示着：在经过了26年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改革之后，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可能已经在整体结构上出现了一个寻租阶层，这个阶层不仅靠国家垄断寻租，也靠对市场的操纵寻租。这可能是这条新闻背后最值得警惕的趋势。
在上一期的专栏中，我曾经指出，中国有大企业化或曰央企化的趋势，当市场资源向国家垄断或控制的企业集中的时候，这个市场可能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操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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