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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副镇长能犯多大案？安徽省淮南市泥河镇副镇长谢昭金给出的答案是，8个月时间内，轻而易举地挪用拆迁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855万元，其中110万元用于了赌博。(见昨日《中国青年报》)
一个副镇长，确实不是什么大官，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官”，在一个财政收入只有200万元左右的贫困镇，竟然挪用了855万元补偿款，导致一万多名农民失去保障。对此，人们
不禁要问，“小官”为什么能大贪？
其实，“小官大贪”的事并不少见，如北京一社区“小官”赵凯维，贪污、受贿达100多万元，还有北京朝阳区卫生局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李建国，非法侵吞、骗取所在单位687万多元公款等等。笔者注意到，这些“小官”之所以能大贪，很大程度与“大官”忽视“小节”有关。谢昭金的案例，就很具有典型性。
小官要大贪，必须面对“大官”的直接监督。谢昭金作为一名副镇长，能够监督他的人很多，但在现有体制情况下，谢昭金最惧怕的应该是顶头上司的监督，让他分管“肥差”的是顶头上司，对他权力最有力量的制约，也是来自顶头上司。然而，谢昭金的上司对他很放心，只管给他授权，而不加强对其的监督，放任自由，任其胡为。如果“大官”不仅管大事，也履行好监督下属的“小事”，谢昭金能如此为所欲为吗？
谈起腐败，很多人都愿意从制度上分析原因，这也是一种思路。但是，任何制度都是靠人来执行的，如对一个副镇长来说，按照现有的权力运行制度设计，本应受到多重监督与多重制约，他本没有那么多贪的机会与可能。他这个“小官”之所以能“大贪”，是那些“大官”忽略执行制度的“小节”所致。不仅谢昭金这个案例如此，几乎所有“小官大贪”背后，都存在“大官”在“小节”上失守的影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官大贪”的责任不仅在“小官”本人，也在于“大官”未能认真履行职责。因此，对这些“小官”依法严惩的同时，也必须让那些忽视“小节”的“大官”，付出应有的代价。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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