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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幼鸣
近日，针对商业银行大案、要案屡发，导致大量资金损失现象，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通知》在作出13条具体要求同时，还明确提出对已发生大案，要加强信息披露；对反复发生大案要案，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机构，要从严追究有关高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
从重视操作风险管理角度切入遏制银行案高发，并对高管人员实施问责追究有一定依据。操作风险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并列为银行业三大经营风险，商业银行发生金融犯罪案件系操作风险集中体现。国内银行业长期忽视操作风险管理，无论在管理框架还是在管理手段上，均存在诸多空白与漏洞。以恶性案件频发造成公有财产巨大损失为“学费”，监管部门开始正视商业银行操作风险防范问题，算是迟到的补课之举。
但是，如果仅仅把银行案发生归结为操作风险管理不严问题，以为相关内控制度建立起了，罪案便会显著降低，无疑是一叶障目说法。观察中行高山盗取巨额资金潜逃案、山西“7．28特大金融诈骗案”等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商业银行从业人员内外勾结犯罪有比内部管理不严更为深层的成因。
高山一案始于向上市公司和社保资金管理机构高息揽存，继而通过地下钱庄管道转移境外；而山西“7．28特大金融诈骗案”的核心事实是，一个由银行内部人员和社会金融掮客组成的团伙，把利用商业银行名义（最终损失由商业银行承担）又独立于银行信贷系统的资金体外循环链条，当作一项“常规金融业务”来经营。在这起共涉及5家银行73起案件、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的并案中，团伙成员固然采用了利用假印鉴“调拨”客户资金等犯罪手段，但他们显得有信心把“金融服务”经营下去，而没有盗取资金后立即出逃的“短期行为”发生。因为，谋求高息存款的资金供应方和愿意高息贷款的资金需求方均不缺乏，类似地下银行的“资金体外循环链条”一时不会断裂。
类似案件均让人关注金融犯罪的“土壤”问题。把目光略放远一点即可发现，比内部管理不严更严重、更深层的银行案成因为，眼下的商业银行本身易于“招徕”罪犯。至今，准入壁垒森严的商业银行在配置社会金融资源方面效率极其低下。一方面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不断高涨，另一方面，企业贷款融资困难重重；与此并行，正如前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等人调研显示，“非规范融资行为”（寻租腐败为其伴生物）普遍存在，既腐蚀了部分银行内部工作人员，让他们成为敢于铤而走险的惟利是图者，又围绕商业银行形成了畸形交易平台（商业银行企业一年期贷款名义利率在6％左右，“非规范融资行为”所需要支付的“租金”总和约9％，企业实际承受利率高达15％，与民间借贷成本趋同）。这样，在社会心理和行为上，大量贷款企业被迫习惯于“非规范融资”，同时，腐败的交易平台引来“苍蝇”——形形色色的违法犯罪者，内外勾结谋利。
山西“7．28特大金融诈骗案”案情对此有所佐证：一是高息贷款企业大多投资煤炭行业，需要资金数额大却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二是包括同为金融企业的证券公司等存款机构普遍认为金融掮客是正常、合理的存在，通过他们可以获得高额存款利率。
不言而喻，商业银行对金融资源配置权的垄断极其伴生的寻租空间与围绕它们进行的犯罪存在因果关系，遏制银行案防范操作风险是一个方面，更重要路径当属打破垄断，进而铲除寻租空间。现在舆论普遍担忧银行业开放可能造成金融风险，在比较现行“非规范融资行为”所鲸吞的社会财富与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基础上，看待这一问题、衡量利害得失或许更为理性、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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