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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建筑市场将消灭“包工头”。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在京施工企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北京市严禁非建筑业企业的其他组织或个人招雇农民工从事建筑工作。同时，建筑企业也不得将工资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见3月26日《京华时报》)
显而易见，北京市出台这样一项政策，能够起到约束建筑企业，迫使其出足额支付农
民工薪水的法律约束效力。但是，取消包工头这种一刀切式的做法，却未必能够起到“擒贼先擒王”的作用。
农民工讨薪难甚至讨不到薪水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与包工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部分包工头携款潜逃，让农民工求助无门、讨薪无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欠薪行为都是由包工头直接造成，在很大程度上跟建筑企业有关，甚至跟政府部门有关。
在以往，建筑企业为图省事，将农民工工资交由包工头代发，这本身就存在制度漏洞。应当说，包工头的这种“职务便利”为其提供了携款潜逃的可能。我们知道，好的制度能够约束坏人不做坏事，可是，一项存有漏洞的坏的制度，却可能让好人有变坏的可能。因此，与其说包工头个个变坏，不如说是约束弱化的工资发放程序给了包工头携款逃跑的机会。
如此，欠薪的原因以及农民工讨薪难的根源便一清二楚：关键性的因素在于工资发放程序。我想，如果有完善的约束机制，加上完善的工资发放程序，包工头不直接代领农民工工资，即使其本领再大，也万万不可能有携款潜逃的机会。
现在，这种全盘取消包工头的做法，客观上会产生一种将包工头妖魔化的效果。事实上，有些包工头在农民工维权、帮助农民工讨薪方面还起到了一定的带头作用。在大批量的民工潮中，农民工队伍自发产生的包工头，往往起着农民致富带头人、打工群体主心骨的作用。而取消包工头之后，还可能形成农民群体的新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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