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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还是将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减少农民，扩大农业规模经营。但从短期来看，将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还需要很长时间。也因此，农民增收的速度，将长期低于整个社会收入增长的速度。而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低于整个社会收入增长的速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尽可能缩小农民与整个社会收入的差距，就应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但是，也正是因为农民增收空间有限，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局限于农民增收，而应该拓展到提高农民整体福利的思路上来。
收入水平无疑是衡量农民福利最为重要的维度，但农民福利最终要落实到他们的主观感受上，这种主观感受不仅与收入有关，而且与农民的人际联系、村庄认同、精神活动等关系密切。简言之，农民福利来自农民对包括收入在内的各种客观事务的主观评价。这样，我们就有较农民增收多得多的增加农民福利的办法。
笔者与一些同仁在湖北荆门和湖北洪湖六村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其中一项是老年人协会建设。我们共在4个村建立了老年协会，其中3个村专款修建了老年人活动中心，1个村借村会议室作为活动中心。4个村人口均在1000-2000人之间，每村有约150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承诺，每年为老年人协会提供5000元活动经费。结果，成立已近两年的洪湖老年人协会和其他3个老年人协会均运转良好，活动中心每天有约50人活动，他们一起观看播放的地方戏曲，打纸牌、麻将、下棋、聊天，一些老年人还将家务活搬到活动中心来做。节庆则开展全村老年人集体活动。协会还成立了各种兴趣小组，如书法组、弹唱组、腰鼓队、健美操队等。荆门3个实验村因为相邻，而出现了协会之间开展活动的竞赛。
老年人协会不仅组织老人老有所乐，而且组织维护老人权益、调解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有的协会甚至开始对村干部形成监督。协会看望生病老人、为高寿老人祝寿、主持去世老人葬礼等等。实验村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大有提高。有老人风趣地说，自老年人协会成立以来，上吊的老人少多了。村民评价说，只有集体化时期，才可以看到这么热闹欢快的景象。在老年人协会组织的活动中，老人发自内心的幸福写在脸上。
如果评价老年人协会在福利生产上的投入与产出，就会发现，这可能是投入产出率最高的一种投资。每年给5000元的活动经费，平均到每个老人，每人每天只有0.1元。但这0.1元的投入，因为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减少内心孤独、交流思想感情、属于自己的去处，而使他们心情愉快，感觉良好。如果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不是惟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也考虑到提高农民福利的其他方面，则全国70万个行政村，每村一年投入5000元专项老年人活动经费，即可以极大地改善农村老年人的处境，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福利。
这仅仅是我们在乡村调研中发现的一个有益的例子。在农民增收以外，提高农民福利的途径很多。如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加强农民之间的社会交往；提高农民精神生活质量等等。当前农村最为富余的是劳动力，最为缺少的是现金。如果可以将农民组织起来，调动农民的合作积极性，我们就可能由富余农村劳动力来生产也许不会被统计为农民收入却可以提高农民福利的事业。李昌平曾介绍说，他们在贵州农村从事的扶贫实验，因为将农民组织起来了，而仅以7万元，修了28公里道路。如果由工程队来修，7万元只能修1公里。农民不仅可以合作起来几乎不花钱地修路，而且可以合作起来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改善居住条件等等。
此外，还可以组织农民开展与健康有关的文体竞赛，重建自己的文化生活。这就可能让农民感受到自己作为自己生活中心的价值，让农民的主体性得以体现，让农民从自己的生活中发现美，而不是一味去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同时，还应该满足农民价值性的需要。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地方，也是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他们未来人生的寄托所在。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人生需要永恒，只有有了历史和未来，人们才会产生长远的人生预期，才可以应对漂浮的生活。中国农民的永恒是很物质化的，祖坟在村庄，族谱记载着过去，也关照着未来。如果由老年人协会来主持编写村志，来记载村庄每天发生的故事，由村民在节庆纪念自己的祖先，有机会展望自己的未来，就可以为农民在快速变动的世界中找到一些稳定感，并因此提高他们的人生价值预期，增进他们的主观福利。
当有人说农民苦时，其实今天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能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高。农民真苦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苦。除此之外，农民更苦于社会、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苦于他们不能合作起来，增进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彼此欣赏，苦于他们不能在变动的世界中找到稳定的意义和人生价值。一句话，他们不能使用集体力量来获得属于自己的生活。
当前农村政策部门在考虑农村政策制定时，切切应该拓展思路，将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使用到包括农民增收以外的诸多增加农民福利的事业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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