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念与中国责任 颁奖当代中国经济学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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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3月26日 10:58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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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界3月24日感受到了她在这个转轨的市场国家的荣耀。当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每人获得30万元奖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李贵鲜出席了颁奖典礼，曾培炎还发表了重要讲话，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厚望。
改革开放以来，即使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的专家在专业颁奖礼上也很少享受这份尊荣。国家领导人对一代经济学人的成就(特别是对国家建设的贡献)的肯定，显示出经济学术在当代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以及这一学科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劲的综合影响力。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份总结 中国经济学界已经开始自觉地对新时期的经济学进行总结盘点，并试图以此引领未来。 与此前偏重于专业积累的“孙冶方奖”不同，中国经济学奖的设立，并重经济学术思想及其社会效果。这一目前国内惟一授予经济学家个人、对个人长期成就进行奖励的经济学奖项声称，奖励对象是“自1978年以来，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发展和改革重大政策制定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这一奖项，不仅是对经济学术本身的积累的总结，也是对改革时期经济学的社会结果的总结。 与此相应，这一估计以后在规格上无人能出其右的经济学奖，其主事者既有着权威的学术背景，也有着浓厚的官方背景。 这一奖项由在国家经济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共同发起设立，国家副总理曾培炎、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等多位政府要员名列该奖管理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学奖可以视为国家经济决策者对政策制定的重要智识支持者的表彰和答谢。 同时，该奖的专家委员会(“中国经济学奖百人团”)几乎囊括了目前活跃于经济学界和国家经济决策层的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者，使得这一奖项其实也是专业内基于特定视角的评比，专业水准让后来的奖项设立者难以企及。这也意味着，不仅第一届，而且以后各届，都会有获奖者从这个“百人团”评选委员会中产生。 中国经济学奖的设立背景和意图来看，它所要奖励的，就是中国经济转轨改革时期的经济学领域的杰出成就者。 这里的经济学有了广义的含义，即经济学不仅是专业的学术，而且应当具备有关国家责任的关怀。用德国经济学大师马克斯.韦伯的话说，一个学者既要有信念伦理(坚持何种信念)，也要有责任伦理(信念和行动将导致何种社会结果)。 对于那些预闻国事的学者来说，由他们的行为所导致的社会结果，重要性要远远超过他的个人信念意图是否纯粹；在行动层面，责任伦理要高于信念伦理。而考验一个参与政事的学者的责任伦理的要点之一，则在于以多长的历史视界来打量他的贡献。 显然中国经济学奖怎么看都不是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天下一家”为追求，关注的是个体信念对学科积累的推进作用，而中国经济学奖则同时考量个体信念与对中国的责任贡献。 对于中国经济学奖来说，它的评选结果将呈现，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将有一份怎样的总结，它希望有什么样的经济学。而人们可以期待者则在于，在中国经济学奖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学将有怎样的复兴？ 这一代人的探索与意义 以中国经济学奖的设奖立场来看，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这四位中国经济学界的名宿获得第一届奖励，实在情理之中。他们都曾是或者仍然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智囊。估计下届获奖者仍将有数位是刘国光、吴敬琏一代学者。有意思的是，此届评选拟颁给50岁以下学者的“青年学者奖”空缺，而“杰出贡献奖”则由评选章程规定的“最多不超过三人”扩为四人。 已经101岁高龄而不能亲自前往领奖的薛暮桥，和85岁的马洪不仅在改革时期任职政策智囊部门，而且此前都曾有政府主要经济部门的行政历练。 82岁的刘国光和75岁的吴敬琏则一直是学者身份。刘国光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杂志主编、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吴敬琏先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这四位学者获奖都是因为他们在催生中国当代市场体制方面的理论贡献，这些理论成果最后在国家的决策中得到了反映。 这四位学者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推动中国经济转轨的第一代经济学人。他们主要的学术关怀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推动经济向市场体制转轨。他们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冲突中展开自己的艰难求索的。他们更多地根据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来处理各种理论冲突。 这一重背景使得他们的学术探索出现了很有意味的张力。 一方面，他们的学术言述更像是做策论，而与诸多经济学子膜拜的西方学院化专业论述大相径庭。他们无意于进入西方经济学的强势话语圈求得些许认可，而汲汲于为中国的市场转轨出谋划策。这或许因为他们生不逢时，但更可能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做的事情更紧迫更重要。 另一方面，他们依次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学生。因为历史变迁的因缘，他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有更多自信的反省，而面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知识权威，以及自身对于现代经济的信任，他们对西方经济学内部的种种矛盾与歧见则要犹豫得多。 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和人文领域的学者完全不一样，他们没有那种“中体西用”抑或“西体中用”的紧张感，在他们那里，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制度变迁的问题和与之相应的制度结构问题，而他们着手的中国是已经在第一波现代化(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冲击下脱胎换骨的中国，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推动第二波现代化(建立市场体制)，将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改造和转换。这一思路之下，中国的现状主要就是制度体系的现状。 在他们那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通过制度再造来实现，这个想法的基础其实在于，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这种制度再造来启蒙和改革中国社会。 薛暮桥等四位学者的学术行止，显示了从民众中来的中国知识人解释社会和改造社会的一种努力和成绩。他们通过制度改革的思考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但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领域还有一些关联方面没有被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思考所渗透。他们这一代的意义不在于穷尽所有问题领域，而在于通过他们筚路蓝缕的艰难探索，使更深层的问题更清晰地呈现于后来者之前。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清代名臣张之洞这句话，放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学奖的设立，意义或许要超出对经济学界工作的奖掖，而在于鲜明地标示出中国经济学思考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尽管不是惟一的维度)。它是一个总结，更应该指向未来。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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