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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芹 张宇
我国作为基础性原材料的进口大国，对全球商品市场的供求格局和市场价格的影响不断加深。2004年，我国需求增长因素直接影响着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我国大多数企业并没有从大市场、大购买中获益，反而承担了巨额损失。中国期货市场主要发起人和组建人之一、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日前呼吁，必
须客观分析“中国因素”在大宗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否则很难发挥我国作为基础性商品消费大国和贸易国的优势，也不能利用好国际市场资源。他认为，目前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却承担涨价风险
2004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年。这一年中，我国基础性商品贸易量持续增长，部分商品采购占世界总进口量的20%-35%，其中铜进口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20.6%，大豆进口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31.2%，棉花进口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26.1%。同期，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石油、铜的价格波幅分别为73%和39%，大豆、玉米和棉花的价格波幅分别为112%、76%和70%，主要品种价格均创出近10年甚至20年新高。
2004年五六月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下跌前，我国在高价区订购的南美大豆总量高达450多万吨，船未到岸，损失超过1000元/吨以上，每船损失高达2000-5000万元。中航油、中储棉的严重亏损更是典型例证。朱玉辰指出，我国买家每一次购买，几乎都暴露在国际市场面前，以追涨杀跌、高买低卖、承受巨额损失告终。
调控体制不顺 企业风险回避手段缺乏
2004年，国际市场有相当多以“中国因素”为炒作题材，但我国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国际市场上的赢家，反而吃了亏，背了黑锅。朱玉辰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首先是体制。目前，我国多种基础性商品仍旧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临时扩大采购加剧价格上涨，容易出现逆向调节。对进出口实行配额等审批环节复杂，常常容易贻误最佳买卖时机，难以灵活适应国际市场变化。如2004年2月国际玉米价格大幅上涨，但由于限制出口，我们错过了极好的出口时机。以行政手段安排的集中采购方式，使采购意图完全暴露，成了人家围猎的目标；另外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导致企业缺乏竞争力，高价买来商品，回来后利用体制上的渠道高价销售，较高的采购成本由普通消费者来消化了。
其二是企业。我国企业对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缺乏足够的把握，风险意识严重不足，规避风险的手段薄弱，确定买卖时机和制定保值策略的能力不高，在市场操作上陷入被动。加上对企业负责人的个人决策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因此出现大量企业拿国家资产在国际市场豪赌的现象。中航油问题并不在于它参与了期货套期保值，而是在于场外交易中的投机过度发展。
其三市场因素。我国现货市场贸易量巨大，但期货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国内企业没有有效回避风险的工具，在国际上无法体现中国自己的声音，在国际价格形成中没能发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应有作用。目前，国内期货市场交易品种较少，不能提供完善的避险工具，也仅有26家国有企业可从事境外期货交易，其他大多数企业只能在国内期货市场或依托境外机构进行贸易避险。允许参与境外交易的企业通过境外机构代理交易，国内企业的操作完全被其掌控，在信息不充分、操作不方便等因素制约下，套期保值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发挥“中国因素”优势 规避国际贸易风险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在国际商品市场上的采购还将持续增加。作为世界上最大消费国之一，我国具备良好的现货市场基础，完全有条件发展成为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掌握大宗商品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为此，朱玉辰指出，市场调控必须符合价格形成的内在规律，利用期货市场把握现货市场趋势，借助虚拟经济力量推进实体经济运作。在市场供给偏紧、价格大幅上涨时，政府应增加供给，避免与市场争资源。只要调整调控理念，以市场趋势为依据，就完全可以调控好国内市场，利用好国际市场。
此外，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必须首先树立避险观念。从注重生产转向注重发展、注重市场。企业应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必须掌握利用国际期货市场的本领，将风险管理能力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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