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IT服务业面临的挑战及对中国的启示

　　李志能

　　近几年，发达国家服务业大规模国际转移蔚然成风。印度是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已成为西方企业的“海外办公室”。印度上下都认为，依靠人力资本的IT服务业，是当前发达国家产业的重心所在，古老印度可以从此走向持续繁荣之路。总理曼莫汉.辛格一上台就宣称，印度的IT服务业发展已接近临界状态，能够很快突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要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如何与印度合作竞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最近中国很重视印度IT服务业的成功经验，频频向印度学习取经，并不遗余力地起而效尤印度的一些做法。这种对印度IT服务业优势的推崇也导致了一些“邯郸学步”效应，表现为对中国发展IT服务业的优势认识不足，有盲目仿效印度IT服务业发展道路的倾向，政府和企业与印方具体合作谈判时底气不足。因此，我们需要着重研究印度IT服务业面临的挑战，而不只是其所具优势。

　　印度IT服务业临界突破主要面临哪些重大挑战？形成这些挑战的原因是什么？印度能在短期内很好地解决这些挑战吗？这些挑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美国IT服务外包的保守趋势

　　最近美国关于IT服务外包的舆论和政策中，出现了形式多样的保守主义趋势。印度是美国最大的IT服务供应商，美国占印度IT服务出口的60%以上。因此，印度作为美国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在美国的这一保守趋势中首当其冲，已不可避免地进入和美国的服务贸易摩擦多发期。

　　在舆论上，印度被认为是明火执仗地抢夺美国高收入就业机会，是美国这次“没有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的祸首。近年来，大量的美国公司借经济衰退之机裁员，在2000年底到2003年间，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失业率翻了一番，达到4.6%，2003年电子工程师和网管的失业率分别是6.7%和7.7%。美国舆论认为，这些被裁减的就业机会，大多以外包的形式流向印度，使印度班加罗尔IT工程师人数上已超过美国硅谷，而且印度大量低成本、高智商、英语流利的服务业人才还会很快染指其他行业，将比中国的制造业更严重地威胁美国。目前，中国擅长的制造业只占美国14%的产出和11%的就业，而印度擅长的IT服务业占美国80%左右的产出和三分之二以上的就业。

　　由于美国人开始担忧有关其工资、银行和股票帐户、信用卡、报税的信息被私下转到国外，国会已展开调查财务和医疗记录方面的信息安全是否已经受到威胁。通讯等行业的工会因为严重的失业威胁而积极活动，新成立了一些右翼色彩极浓的团体，如“挽救美国工作基金会”、“国家主权和经济爱国联盟”、“美国工人权益组织”等等。美国新泽西州立法反对把企业迁到海外，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则迫于压力，取消了和印度Tata 咨询服务公司签订的一项外包合同，这项价值1500万美元的用于处理该州失业福利申请的合同，后来以2300万美元的合同额给了一家美国公司。美国现有IT人才签证配额的一半被印度人占据，美国大规模减少H1—B和L—1签证，已经影响了印度IT人员进出美国。

　　这些保守趋势的背后，是美国受服务业国际转移影响的白领人士的不平衡心理。过去全球化只意味着蓝领工作的离岸化，一些人反对把危险的脏活送到海外，在国外设立不人道的血汗工厂，而美国的白领人士隔岸观火，支持全球化。现在，全球化意味着美国摩天大厦中的白领工作被送到海外，而美国本土的失业白领往往不可能再得到类似的白领工作机会，被迫干又脏又累的活。受失业困扰的白领人士转而反对全球化，却被质问“为什么只有你能做中产阶级，而印度人不能”？ 因此有人认为，印度IT服务业的崛起，已成为对美国全球化政策的严峻考验。

　　不过，令美国IT白领人士心理不平衡的真正原因，并非白领工作是不是要转移，而是转移速度太快。

　　在美国历史上，农业提供稳定工作机会的状况持续了80年，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占据美国社会主流历时40年，都至少能够支持几代人的稳定生活。相比之下，知识密集型的IT工作机会，代表美国产业的未来，却不到20年就面临调整，使IT精英不得不中途改换职业生涯。因此，很多美国白领认为这种产业调整速度对他们不公平，心理上难以接受。

　　美国民众的不平衡心理，以上述各种方式对倾向于外移服务业的美国公司构成了政治压力，造成美国在服务外包政策上政治诉求和经济需要一定程度的对立局面。例如美国的移民签证政策，往往是民众一些难以觉察的心理的风向标，企业界很难左右目前美国移民签证政策收紧的状况。虽然这些无法改变外包这一服务无国界的长期趋势，但是短期内无疑会阻滞美国服务向印度等国家外包的进程。

　　服务外包的近岸化趋势

　　最近，欧美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近岸化策略，出现了服务外包流向更加多元化的趋势，客观上会分流印度的服务外包业务量。翰威特的调查表明，美国的财务金融公司虽大多选择印度和中国，但也有61%的公司考虑就近选择墨西哥、加拿大和爱尔兰作为服务外包基地。由于欧洲将把外包基地就近选择东欧，今后三年东欧将崛起成为至少和东南亚同样重要的全球服务外包基地。

　　跨国公司采用近岸化策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克服服务外包实施运作过程中的文化差异等问题。根据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的统计，印度目前有5000家IT软件和服务公司，其中60%为本土公司，另外40%为跨国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很多跨国公司发现，尽管印度管理流程外包市场日趋成熟，通讯条件和英文流利程度在改善，但要成功向印度转移服务流程，并不容易。

　　很多外包到印度的公司碰到各种各样的头痛问题，包括外包合同双方文化习惯方面的差异很大，沟通困难，发包方通常对印度人力库的质量和服务水平期望过高，忽略了把服务迁到印度过程中的切换成本，维护外包关系昂贵而耗费精力，服务质量的稳定性难于保证等问题。由于外包合同双方需要时间进行商务流程和企业文化方面的磨合，大多数外包方在合同开始的第一年是赔钱的。咨询公司巨头埃森哲有一年曾因为有三个外包项目的毛利润率太低，导致公司该年度最后一个季度的毛利润率从前一年同期的39.4%减至34.1%。最近雷曼兄弟和戴尔接到企业客户投诉后，就将设在印度的客服业务撤回了美国。

　　在开发日韩服务外包市场方面，印度不可能改变日韩近岸化向中国外包服务的现实。两个主要障碍导致印度开发日韩软件市场至今进展有限，日本市场占印度软件出口的比例还不到5%。一是语言障碍。印度虽然是个多语系国家，但基本上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以德语或者法语作为第二外语，很少有人学日韩等东亚语言。二是印度与日韩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历史上，印度从模仿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尔人，到19世纪初模仿殖民宗主国的英国人，到现在模仿美国人，从未将目光投向东亚，与东亚文化隔阂很深。

　　对欧洲国家来说，从离岸化转向近岸化可能还意味着服务外包规模减小。英联邦国家认为把服务外包到印度并不明智，开始缩减外包规模。欧盟国家也转向认为不应跟着美国把服务外包给印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接受服务业转移的国家，大多从美国购买设备和软件，为欧洲提供外包服务的国家也是如此；二是美国的劳动力队伍适应能力强，失去工作后能很快学习适应新工作，而欧盟国家劳动力队伍的适应能力差，一般不愿学习适应新的工作。

　　印度IT服务业升级存在困难

　　1..基本未脱离代工层次

　　在IT 服务产业分工方面，印度IT服务业总体上仍是小配角，发展的规则基本受制于人，在价值链上享有的附加值比例不高。可以说，印度IT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基础，仍是印度廉价的服务业劳动力和地产价格，IT服务出口只能换回国内IT服务业的就业机会，印度IT服务业基本上仍未脱离专业代工的层次。

　　从软件产品技术创新的角度看，基础科学、核心技术和文字方式完全被人控制，印度没有核心软件技术，例如操作系统软件、编程语言软件、三大件(文字处理、数据库、表格)基础技术软件、绘图基础技术软件、通讯基础技术软件，等等。印度IT研发投入严重不足，R&D实验室仍完全是第三世界的。

　　从信息服务的流程看，印度占据的只是软件产品的组装、维护、测试或者调试等附加值很低的中间环节，而不是最终产品或环节。新产品面向客户、供应商和经销渠道等的一系列营销环节，印度基本没有机会接触。

　　从软件信息服务的层次看，一些印度IT企业开始从固定价格的离岸开发合同，转向按产品分类的服务。这种按时按料计酬的服务合同可以增加项目成本的透明度：一方面可让发包方明确项目竞价的成本底线；另一方面可为软件设计师和程序员收取不同的报酬，促进专业化分工。印度大的软件服务企业努力向多种行业IT价值链的上游推进，提供系统集成、IT咨询服务、方案执行、运营代管等。

　　最后，从外包的链条看，印度IT服务业在价值链中享有的附加值比例并不高。能拿到服务头包合同的印度IT企业只有包括Tata 咨询服务、 Infosys、Wipro、Satyam和HCL等在内的少数几个公司。目前印度25%的外包出口额由Tata咨询服务、Infosys和Wipro三大公司拥有。大多数印度公司只能拿到二包、三包乃至四包五包，利润率较低。美国软件外包中介公司是美印外包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包中介公司通常向印度的一个计算机程序员支付每小时11.70到16.50美元的包括奖金福利在内的工资，反过来为这个程序员向美国的发包方索取每小时18到25美元的费率。对发包方来说，向中介支付的这个费率，仍比在美国当地雇佣类似的一个电脑程序员节省25%到50%。麦肯锡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在向印度外包商务流程上花的每1美元，美国可以赚到1.12美元，其中发包的美国公司可以赚取58美分。美国软件外包中介行业的兴起，虽然扩大了印度的软件出口市场，使印度软件出口公司总数剧增，2001年只有818家，2002年达到2810家。但这也使竞争趋于白热化，IT服务已进入买方市场，杀价竞争的情况开始蔓延，全行业毛利润率迅速下降。

　　2.“白领劳工”保护问题突出

　　大多数印度IT公司集中在低端服务，企业往往人员密集，管理机械，工作单调。为防止数据和软件泄漏，企业一般戒备森严，人员不得随意出入。转移到印度的呼叫中心，由于和欧美的时差，夜班造成员工很多健康问题：40%的员工睡眠紊乱，34%的员工因为工作压力而精神紧张。在引发严重身心健康问题方面，这些白领的工作环境，并不丝毫逊于传统意义上的“血汗工厂”，但是印度没有工会和《劳动法》保障员工的利益，这使服务外包工作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很快消退。在BPO(商务流程外包)和呼叫中心等领域，公司员工流失率高达50%很普遍，这一方面促使工资增长过快，提高了服务成本，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服务质量的稳定和提高，影响了印度IT服务产业“以成本招商，以质量留客”的政策。

　　在2004年Nasscom的年会上，一个印度IT服务龙头企业的高层主管提到，他的公司里65%的管理层4年来从未休过一天假。在场的印度IT高管没有人觉得大惊小怪。可以说，现在印度IT服务业者还处在小狗掉进粪坑里的兴奋中，问题是这样要钱不要命的状态能持续多久呢？

　　3.缺乏知识产权和数据安全意识

　　虽然印度在软件开发方面，有严密的软件开发流程和品质控制体系，但对知识产权的价值和知识产权在保持竞争优势方面的作用认识仍很不够。可能是印度IT 服务业现在一心一意地专注于需求快速增长的机会，没有时间考虑没有知识产权的坏处。缺乏知识产权意识已经成为印度高端软件产品开发的瓶颈。

　　没有知识产权保护，软件产品开发的高投入就没有收益保障。虽然印度在采取措施保护知识产权和数据方面，已经走在了其他国际服务转移承接国的前面，例如印度制订以欧盟的《数据保护训令》为蓝本的《数据保密法》，给了很多欧美企业以信心。最近，Nasscom试图以建立“安全论坛”，以此改变印度各方对数据安全认识不足的状况，通过提高安全意识来增强印度IT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印度政经界对数据安全的意识还不够，在防止敏感信息未经授权被泄露、确立国际安全标准、严格跟踪监管机制软件源代码开发和使用、严格确认和审计相关企业之间数据交换的程序等方面，印度还没有基本的立法框架。

　　印度IT服务业对外部的市场、产品和资本依赖较严重

　　印度IT服务业的发展，完全是由美欧等发达国家服务产业需求的扩大引起的，依赖美欧的IT服务市场。

　　目前印度IT服务业出口的比例为80%左右，这一比例到2008年估计仍将保持70%以上。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印度IT服务业发展走的是一条急功近利的捷径，依靠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为欧美“专业代工”，造成价格偏低，缺乏自有品牌；二是印度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支离破碎，国内市场无法消化过剩的软件产能。

　　同时，印度基础设施落后加之制造业的薄弱，限制了IT硬件业的发展，IT服务企业应用的产品大多依赖美国进口。《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曾这样描述班加罗尔一个呼叫中心使用美国产品设备的情况：所有电脑购自康柏，基本系统应用软件来自微软，使用的电话机由朗讯生产，空调系统由开利提供，甚至瓶装水也是可口可乐产品......。”

　　印度IT服务业的发展对外资依赖度也很高。跨国公司除了在印度直接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外，还通过收购印度IT服务企业来进行全球布局，促进了资本流入印度。同时，印度金融市场相对规范，货币可自由兑换，对国外银行金融业务没有准入限制，印度股票近年来上涨迅速，吸引大量国外资本流入。据估计，目前印度资本市场至少有20%的资金是外国投资。可以说，2003年印度的外汇储备突破1000亿美元，是资本项目收入增长的结果。资本流入印度，造成IT服务业正在经历巨大而持久繁荣的印象。

　　不过，由于印度开放的金融市场、对外资的依赖和IT服务业高级化困难，再加上海外投资者大多不懂技术，只在乎自己的收益，随时可能离场。例如，2004年印度大选结果造成了这个国家金融市场的震荡，5月17日受国大党重新执政和左翼人士进入议会消息的影响，印度两大股市暴跌了15%。因此，印度虽然还没有机会经历金融危机，但可以说离金融危机并不遥远。

　　印度IT服务业虽然增长迅速，但是规模仍然有限，毕竟IT服务业雇佣了不到1%的就业人口，2004年初印度IT服务业还只占全球市场不到2%的份额，无力从根本上带动印度积重难返的经济。2004年印度大选，对于因IT服务业发展而自信心膨胀的印度IT业者来说是当头棒喝。政治评论家将瓦杰帕依的下台，归咎于他只注意科技行业的发展，而牺牲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对于参加大选的3亿印度选民来说，IT带给他们的实惠太有限。这种状况也使IT服务业对印度政治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使印度政府在支持IT服务业方面受到掣肘。例如，进一步普及教育以消除种族隔阂，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政府垄断和私有化缓慢引起的信息服务成本高昂，政府未成为IT服务的最大市场等问题，都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印度Infosys公司总裁的忧虑具有警示性。他认为印度充其量是个蹒跚学步的小孩，还远不是一个IT强国，印度不应把一种可能性误认为现实，否则收获的只能是信心过度结下的苦果。

　　对印度的挑战，未必是对中国的挑战

　　印度面临的这些挑战，中国需要加以区别对待。

　　一方面，在IT外包领域，印度面临的诸如IT服务升级挑战对中国来说，无疑是更严重的，中国要赶超印度尚需时日。例如，从IT服务产业规模看，印度IT服务业80%出口，比仅次于它的5个国家——加拿大、爱尔兰、以色列、菲律宾和南非的出口总和还多；而国际软件外包在中国IT服务产业营收中，仅占有10%的比例。从企业规模和国际知名度看，印度至少有15家IT服务公司的人数超过2000人，其中前几家已经是国际知名的IT服务商；中国虽然IT服务企业的数量超过印度，但是其中四分之三的企业员工人数不足50人，员工人数超过2000人的还不到5家，还没有一家具有国际知名度。在服务过程控制和质量管理方面，截至2002年12月，印度有48家公司达到了SEI CMM等级的第5级，有254家获得了ISO9000质量标准认证，是世界上获得质量认证的软件企业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30家最大的软件公司中，只有6家通过了CMM4级或者5级认证。

　　另一方面，印度IT服务业发展面临的一些挑战，未必对中国构成挑战。根据麦肯锡的估计，从1997年算起，中国国内软件和IT服务市场平均每年增长42%，这一速度已经超过了2001年以后印度IT服务业约30%的增长速度，如各方面加以妥善协调，比印度更为广阔的国内市场，能够为中国企业开拓外包市场提供支持。鉴于印度IT服务业仍基本未脱离专业代工的层次，中国软件服务的人力成本比印度要低20%，随着中国能熟练用英语交谈的毕业人数的持续增加，如果能在工作环境条件方面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跨国公司可能会将中国作为低成本替代印度的服务外包流向选择。

　　中国是世界IT硬件产品的生产大国，IT硬件产业要大大强于印度。这一方面可以降低IT服务企业的投入，IT服务企业可以集中更多资源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市场开拓；另一方面也能够帮助印度减少对美国硬件产品的依赖，和印度形成互补。而且我国企业还可以利用在吸引制造业投资过程中形成的跨国公司渠道优势，进一步吸引这些跨国企业以及它们的客户以及供应商网络，向中国转移服务业，抢占这些跨国公司日益转向服务的需要。印度开发日韩市场，已不得不借助中国在亚洲语言软件开发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虽然从市场需求的质量看，更强调成本的日本市场要低于更注重质量的美国市场。由于激烈的价格竞争，日本软件外包订单平均运营利润率仅有7%，低于11%的国际平均水平，但是日韩市场仍不失为中国进入国际IT服务外包市场的一个桥头堡。

　　从政府政策的角度看，中国在城市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方面要优于印度，地方政府在吸引制造业投资方面轻车熟路，应该可以通过有效降低国际服务转移过程和离岸运营的成本，来吸引国际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如果政府能够迅速推动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反盗版等方面的立法，完善服务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条件，确立适应于服务业的税收体系，应该能大大加快在竞争IT服务外包方面赶超印度的进程。

　　总之，印度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面临的以上诸多重大挑战，有的源于发达国家政策导向的调整(如保守政策形成的隐性壁垒和近岸化趋势)，有的发端于印度IT服务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如从专业代工起家)，有的囿于印度自身发展阶段的结构性问题(如基础设施不足和制造业落后)，都很难在短期内突破。在当前印度IT服务出口高速成长的背景下，这些挑战虽然或多或少地被意识到，但在很大程度可能已经被日趋自信的印度低估了，这会使印度难以在近期实现其满怀期待的IT服务业发展的临界突破，甚至可能会以金融危机等方式，让印度的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

　　在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方面，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从不同的起点开始，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两者存在广阔的竞合空间。印度在IT服务业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可以说是已经抓住了服务业转移这只“凤凰”的尾巴，但是要上台阶还需假以时日；虽然印度认为中国抓住的制造业转移不过是只“草鸡”，但是中国毕竟具有了更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综合国力，在发展基于人力资本的服务业方面可以得陇望蜀，在比印度更高的起点上开始，不能排除中国后发制人的可能性。中国应在学习借鉴印度IT服务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印度IT服务业面临的挑战中，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参与竞争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条件、机遇和优势，更清醒地选择我们的发展道路和切入定位，满怀信心地走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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