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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改善治理的国有银行之所以走海外上市之路，正是欲借股权文化的改变来推动银行债权文化的深刻变革。后者的难度显然比前者要高得多。
3月16日，张恩照突然同时辞去了建行董事长、董事以及中金公司董事长职务。隔日，中组部宣布由现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出任建行党委书记。据悉，建设银行原计划在境外上市，募资规模可高达百亿美元。从此次人事变动的情况来看，建行海
外上市的步伐依然坚定。
近期，连续数起的银行大案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市场开始担心这些案件会进一步加重与海外战略投资者谈判的难度，从而影响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的进程。
显然，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只能来源于对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目的的准确把握。一段时间来，海外上市的炫目光彩和资本市场特有的琐碎细节似乎扰乱了市场对国有银行上市目的的认知。同时，决策部门却必须在海外投资机构的“苛刻要求”及推进金融反腐的双重压力下坚持方向，坚守底线。
事实上，只要不把海外上市与国有银行改革的大局刻意割裂开来，就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改善银行治理、获得新的制度供给从来都是海外上市的中心目标，融资以补充资本金的目标远在其下。如果略微考察一下国有银行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就会发现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何其伟大和重要的一项事业。
对于这一目标，决策部门去年率先经受了来自海外投资机构的考验。据悉，谈判过程中，有海外机构认为中国政府必须为建行超过某个上限的不良贷款承担回购的责任。这一要求表面上是为经济利益所进行的讨价还价，实质上却是在挑战改善银行治理的底线。因为一旦政府允诺担保，那么国有银行治理又可能在新的道德风险中走回到“父爱主义”的怪圈中来。很快，这一要求被果断拒绝。
推进金融反腐无疑是另一个挑战。按照改制上市的计划，中行、建行两家先完成不良资产剥离和补充资本金这些“治标”的工作，然后推进到实现海外上市改善银行治理的“治本”阶段。
然而，“治标”与“治本”并不能分离。在去年两会期间，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明确表示，要“防止历史损失中间应当负责任的那些人拂袖而去”。并要求把银行内部由于高管人员决策失误形成损失的案件和责任追究当成2004年的重点工作来抓。
2004年10月，财政部、央行和银监会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剥离过程中责任追究工作的通知》，对这一思路予以强化。这一逻辑显然与资本市场短期游戏者们的信条格格不入。在通常情况下，公司上市前保持“稳定”往往才能在募股时有最大可能之斩获。不久前，银监会课题组在一份针对改善银行治理的万字研究报告尤其指出了这一分歧。
这是海外资本市场与中国这场前所未有的银行业变局融合前的一个转折点。只有坚守从根本上改善银行治理的底线及其必然的逻辑路径，国有银行改革才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
概括起来，欲改善治理的国有银行之所以走海外上市之路，正是欲借股权文化的改变来推动银行债权文化的深刻变革。后者的难度显然比前者要高得多。债权文化既包括独立承担对储户的责任，也包括看管好欠债者的能力和习惯。
实践的情况似乎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欲上市，则意味着要先具备以良好债权文化为基础的投资价值。但后者恰恰又是国有银行选择海外上市的中心目标。
其实，在欲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的海外投资者和急于海外上市的国有银行中间，存在着“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在上市前就争取建立起改善债券文化所需的监管框架和行业格局，由此实现彼此利益的均衡。同时也只有建立这一基础通道，海外资本市场的股权文化力量才会在国有银行上市后顺利转化为改善债权文化的推动力。
其中，建立严格的银行管理者问责制则是开辟这“第三条”道路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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