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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
为什么在同样的太阳照耀下，有的地方富裕有的地方贫困？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的繁荣时代，有些地方迅速致富，有些地方却进步缓慢？这里面所涉及的正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奥秘，而经济增长的话题从来都是经济学中的核心话题。但经济增长恰恰又是一个最难解释的问题。对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差异，经济学家们有着多方面的解释。
从早年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到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一直到现今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人们认识经济增长的源泉，首先是投入增长(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增长)。显然，只要投入产出效率为正，则有投入总会有产出，无论是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物质资本还是劳动的投入，均能带来GDP的增长，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知识经济”一度至上的时代，人们开始轻视投资对于增长的重要性。然而，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完全不靠投入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地方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投资速度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持续发生外资争夺战，其目的便在于对投资及项目的竞争。1999-2001年，中央加大对西部开发的投资力度，西部投资增长超过东部。但在加入WTO后，东部嗅到了新的增长机会，投资翻码，再加上外资源源进入，很快就把西部重新甩到了后面。2003年以来，中国真实投资增长已达历史最高水平，其中相当部分是来自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而沿海地区的投资尤甚。一轮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投资正在沿海成为新的投资浪潮，东西差距很有可能再次拉大。
投入固然能够带来增长，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投资的边际效率将下降并有可能快速下降，最后导致经济失速乃至崩溃。经济学家杨格在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之后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新加坡等，其TFP的增长率很低，不足以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杨格由此得出结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据此，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推论出：所谓亚洲奇迹不过是个神话，并有可能像苏联经济一样突然崩溃，克氏因此被认为“成功地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
所以，相比投入，技术进步可能是比投入增长更为重要的第二个源泉，也是各个地方经济差异的第二个解释。战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都很快，但日本成为繁荣大国，中国依旧贫穷落后，个中原因，除了人口因素外，便是增长效率高低问题。为什么吴敬琏教授要反对各地单纯的投资驱动的“重化工业发展”模式，也是担心因缺乏技术进步而迅速坠入“增长的极限”。
但是，技术进步并不等同于机器的进步，其中人力资本的技术进步、知识的进步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人力资本可以说是经济增长中第三个重要源泉。中日两国在二战后经济水平和人均收入相当，但日本在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中国却长期落后，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日本战前的人力资本基础比中国好得多，因此物质资本相当，人均财富相当，但拥有更大的发展优势。值得重视的是，日本一直重视教育，二战前如此，二战后如此，今日仍然如此。中国的教育水准和经费保障相比仍然有许多差异，是不可不格外重视的地方。
笔者的一个体会是，技术重要，人力资本更重要，人力资本中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最为重要。这是因为，企业家是所有资本中的“能动资本”，是主动配置其他资源的资本。前苏联也有很好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乃至人力资本，但因为缺乏企业家人力资本，经济长期难以恢复。以笔者所见，中国浙江的温州、台州、广东的潮汕地区以及福建的晋江、福清地区，是中国企业家人力资本最丰富的地方，这可以解释这些地方的富庶为什么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
需要说明的是，企业家并不就是“市场企业家”，其中也包括“政府企业家”。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政府企业家对于地方经济的增长同样非常重要。事实上，笔者发现，如果将温州模式归结为主要靠“市场企业家”创新带动的“创业增长型”发展模式外，苏州可以说是典型的主要靠政府企业家创新而发展起来的“引进增长型”模式(即靠政府招商引资而成)，而我甚至更重视“苏州模式”。其原因在于，温州模式对于传统的商业文化和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有很高的要求，全国大多数地方可以说并不具备拷贝“温州模式”的条件，相比之下，苏州模式的可复制性要强得多。
近年来，发达地区的上海、江浙成为中国地方官员输出的“黄浦军校”。一大批懂经济、善管理、会真抓实干的“政府企业家”到中西部地区任职，带来了极其可观的“政府企业家”的创新效应，其效果远胜于以前的给资金、给政策。如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和原无锡市委书记吴新熊到江西履任后，四年内江西省的财政收入翻了一番，GDP增长了1.75倍，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江西。其外资的引进，江西省几与北京市并驾齐驱，超过东部的福建和天津，在全国排第九名，在中部八省中排第一。在市场发育程度不高、缺乏“市场企业家”创新增长的地区，“政府企业家”的先发创新往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政府企业家”和“市场企业家”的作用都很重要。其秘密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繁荣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资源、两种手段。但是，这两种企业家都需要制度的激发。从这个角度讲，制度才是激发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进步的源泉。中国地区财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市场制度创新的差异。中国人为什么总体上非常辛苦却不那么富裕？耶鲁大学商学院陈志武教授的解释是中国的制度存在缺失。因此，“政府企业家”在今后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打造精致有效的制度环境。只有政府与市场都发挥好各自的作用，中国的财富增长才会上一个新台阶，中国也才会在“世界工厂”的基础上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人才会变得更加富裕。这，也许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重要的经济意义上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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