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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已经有了大约1／4世纪的时间。在这1／4世纪里，中国GDP的增长年均达到9%以上。这样一种长时间的持续经济增长过程，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无论从增长速度上，还是增长时间上，都超过上述地区的经济起飞过程。而且按照目前经济学界乐观的估计，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
在中国还要持续若干年时间。
对于其原因，专家学者们进行过许多探讨。其实从根本上说，原因也许并不复杂。对于改革前中国这样的相对落后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资本积累问题。而从资本原始积累的角度来看，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至少有三个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反过来说，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失衡与矛盾，也与这三种资本原始积累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认识和正视这三种资本原始积累形式的作用与问题，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在城乡关系中实现的资本原始积累。记得在1980年代，曾有一位捷克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他认为，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是在劳资关系中实现的，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城乡关系中实现的。在中国，这种资本原始积累所起的作用就更为明显，而且这个过程远远早于改革开放。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和计算，在改革前，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途径主要有税收、剪刀差和储蓄等三种形式。在1952-1990年间，我国农业通过上述三种形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总量达到11594亿元。如果减去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计算的结果是，1952-1990年，我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10000亿元的资金，占国民收入全部积累额的22.4%，平均每年高达近250亿元。如果按农业劳动力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向工业化资本积累提供的剩余最多时达到266元(1990年)，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2.24%。总体来讲，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国民收入的积累部分有1／3来自农业，在工业化初期甚至达到40%以上。
改革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农村中抽取资本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方式在发生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上的剪刀差不复存在，但其他方式依然存在。农村居民的储蓄几乎完全被投放到城市之中，而对农村的投入则并不充分，甚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投入都被取消或削减。在最近几年中，以征用方式从农村获取土地资源，成为原始资本积累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根据2003年底的数据，全国有各类开发区(园区)5658个，各类开发区规划面积已经达到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量。而这些土地基本都是从农民那里征来的。据估算，土地征用的价差收益超过万亿元。但在另一个方面，则造成部分地区出现大量失地农民。
第二，在劳资关系中实现的原始资本积累。这突出地表现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副所长陈淮在一次报告中曾指出，在珠三角这个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农民工工资12年增长的幅度只有68元人民币。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公布2004年中国经济数据的发布会上，说：“这一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和他们父辈20多年前打工的水平差不多”。最近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广东省进城务工人员劳动经济权益维护”调查表明，外来工长期收入低下，被拖欠工资现象突出。调查表明，76.3%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而国家统计局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收入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该地区的农民工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而现在，珠三角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达到每月500元左右。可以看出，13.2%的进城务工人员入不敷出，63.2%的人也没能攒下多少钱。而为了挣钱，他们只能靠加班，52.4%的进城务工人员劳动时间超标。调查数据还显示，相当数量的打工者同时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
第三，在体制转型中实现的原始资本积累。在过去20多年中，在改革前和改革中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有一部分流入个人手中。据有学者计算，在80年代，通过“价差”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1987年为2000亿元以上，1988年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在90年代初期，通过地价差流入个人手中的财富，也在几千亿元。在最近几年中，通过国企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等，一部分国有资产被合法或非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构成原始资本积累，因为它本来就是资本，只不过改变了所有者，实质性的意义是民间资本的形成或原始积累。但如国有土地和资源等非经营性资产的流失，有相当部分具有原始资本积累的含义。
随着中国开始逐步走出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这几种资本原始积累方式造成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样的资本积累模式造成了社会中几个基本关系的失衡，一个是城乡关系失衡，二是劳资关系失衡，三是改革受益者与受损者关系失衡。解决上述失衡应当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这就涉及到资本积累方式的调整和规范化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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