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领导干部败走麦城 国企亏损的秘密

    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不能低估“性贿赂”这颗“原子弹”的威力，不要以为挖一点“战壕”，搞一点“防空洞”，就能够抵御它掀起的“冲击波”和“光辐射”，如何铸就抵御性贿赂的有效盾牌，这是个长效的机制设立和立法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性贿赂，就是以满足有权势的人的性欲为手段，变相进行的贿赂。

　　谈到性贿赂，首先要涉及到性交易。所谓性交易，是指一方提供性服务，从另一方中获取收益的行为。根据性交易的定义，有关法学专家给性贿赂下的定义是：通过向国家公务人员提供色情和性服务，来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鉴于目前查处的腐败官员大多数都有接受他人性贿赂的现象，有关法学专家呼吁通过立法进行制裁。

　　性贿赂，领导干部走麦城

　　从近年来媒体披露的许多腐败案看，一些腐败分子在堕落成罪犯之前，都曾经是优秀干部，多少都有一些“辉煌”的历史。纪检监察部的一位领导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绝大多数腐败分子的腐败起点，都是从接受他人提供色情服务开始的。

　　因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就是这样一位“色胆英雄”。1948年10月出生于湖南常德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他，小时候放过牛，种过田，砍过柴。从1968年参加工作到1998年1月任江西省副省长，30年的打拼，胡长清不能不说是位强者，然而，强者在功成名就后却立刻暴露了男人本性的弱点。

　　担任了江西省副省长后，胡长清一度住在属于省政府的赣江宾馆。该宾馆的一位比胡长清小20岁的女服务员胡小姐，得知这位身材矮胖、头发稀疏的中年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副省长，便不由自主把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宏大计划，同这位貌不惊人的男人联系了起来。

　　得知胡副省长远离北京的妻子，时常寂寞孤独，便瞅准机会频繁进出副省长的房间：给副省长端茶倒水等服务更周到了一些，脸上的微笑更迷人了一些，说话的声音更甜美了一些，衣服穿得更单薄更宽松了一些，低头扫地抹桌子时那高耸迷人的酥胸露得更多了一些……

　　与胡长清有了特殊关系后不久，胡小姐便在南昌市中心地段得到了一套2室1厅的房子，并很快被调到省里的一家事业单位上班。胡小姐“性贿赂”的战略初步实现，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在胡长清即将调回北京任职的时候，胡小姐便提出了调广州工作、并在那里买一套住房的“合理要求”。胡长清毫不犹豫，调动自己各方面的关系，使事情很快便有了着落。让胡小姐都没想到的是，胆大妄为的胡长清在昆明世博会期间，为了到广州与她幽会，竟然不惜化名登上了去广州的飞机。

　　副省长胡长清的神秘失踪，最后导致了这个大腐败分子的彻底暴露，致使胡长清在南昌反腐败的一声枪响中，走完了自己奋斗、成功到灭亡的全部历程。

　　同样为“女色”而牺牲自己大好仕途的还有另外一位副省长———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

　　1988年海南建省后，孟庆平担任副省长，主管土地、基本建设、机电产品进出口等工作。一位来自上海的黄小姐在了解了孟庆平好色的底细后，给其奉上了“一桌”孟庆平从未品尝过的“美色大餐”，信奉“有来无往非礼也”传统的孟庆平，在海南为黄小姐批了房地产公司，并给予了别人难以享受到的土地优惠。

　　1993年4月，孟庆平从海南调到湖北省任副省长。作为地方诸侯的孟副省长，走到哪里都会遇到深谙投入产出经营之道商人的青睐。爱好食、色的孟副省长经常光顾武汉的一家火锅城，火锅城那位年轻的女老板一眼就发现了孟副省长的投资潜力。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女老板主动邀请副省长大人跳舞，在昏暗的灯光下，女老板和着悠扬的乐曲和孟庆平跳起了贴面舞，把省长大人撩拨得魂不守舍。眼看火候已到，她悄悄地把孟引进自己的办公室，并在办公桌上上演了一出男欢女爱的“好戏”。此后的火锅城不仅生意日渐兴隆，而且还成为孟庆平巨额赃款存放处。

　　性贿赂，国企亏损的秘密

　　近来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关于接待上级检查团的顺口溜：检查团来了怎么办？先住宾馆后管饭。管饭以后怎么办？坐着小车看一看。看完以后怎么办？换个地方再吃饭。吃饭以后怎么办？歌舞厅里转一转。转完以后怎么办？桑拿浴里涮一涮。涮完以后怎么办？找个小姐按一按。按完以后怎么办？他想咋办就咋办……

　　这个顺口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在上级与下级、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交往过程中，所存在的性贿赂的现象。

　　四川省九星纺织集团公司原总工程师殷大炳在重庆与个体户辜某相识，通过辜某的引荐，又结识了江苏省江阴市某化工厂副厂长葛某。葛某感到这位在国有大型企业担任总工的老乡，其手中的权力或许能转化成丰厚的利润，所以对这位老乡显得格外地殷勤。

　　在重庆，葛、辜二人拉着总工殷大炳，走进了一家歌舞厅。一首情歌一曲舞，他们忘情地喝着、跳着，尽情地品尝着浪漫的情调。辜某见“殷总”兴致很浓，于是领着一位20岁的迷人的小姐来到他的身边：“殷总，给你找了个能歌善舞的小姐，保证有求必应。”辜某一边说，一边向姑娘使眼色。

　　殷总望着身边这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心中就像灌了蜜糖一样惬意。

　　小姐在跳舞时，不断将身子向这位老态龙钟的“总工”身上贴，跳了几曲之后，伴舞小姐便跟随殷大炳走进了昏暗的包厢……

　　从那以后，殷大炳经常借故出差来到重庆，不断地重复那销魂之夜的故事。

　　“殷总，你是大厂的总工程师，我们联手搞生意保证能赚大钱。”同金钱的行贿者一样，作为性服务提供者的葛、辜二人，开始向接受性贿赂的总工殷大炳索要回报了。

　　“我只懂技术，不懂生意，怎么能帮你们赚钱呢？”殷大炳之所以没能果断地拒绝，是因为年轻的性工作者提供的性享受实在是难以抗拒。“我们手头有一套闲置的溴化锂制冷设备，底价20万元，加价卖出后赚的钱人人有份。”葛某神秘地告诉殷大炳。

　　一步步走上国有大型企业总工程师岗位、副厅级干部的殷总，最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和权利，用九星纺织集团公司的巨款购买了一套质量低劣的制冷设备，毫不吝啬地将广大职工辛勤劳动换来的40万元血汗钱拱手交给了个体经营者。

　　南京新联机械厂是一个拥有4700名职工、13.5亿元固定资产的大型国有企业，让人难以想像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巨人，从1997年起仅两年时间就滑到了破产的边缘！

　　1998年的一天，南京新联机械厂的一名干部带着一个女人突然来到自己原材料供货单位“红宝丽”公司，指着这个女人介绍：“这是上海东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张总，今后我们厂要的保温板，全部从张总这里进货，你们要想做我们的生意，就将货物先提供给她。”

　　国有企业简直就是傻瓜，他们“宁买贵的，不要对的”。为此，新联厂每进一吨保温板就要多支出4000-5000元钱。

　　其实并不是国有企业傻，而是掌管着厂长兼党委书记大权的邱祥林太傻了；也不是党委书记傻，而是因为“东友”公司总经理张剑寒太漂亮、太迷人、太销魂了。厂长兼党委书记的邱祥林，在接受了张剑寒提供的高质量的性服务之后，能不鬼使神差地任其摆布吗？

　　美人张剑寒精心提供的性服务，实现了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目的。她在一年多时间里，仅保温板一项就赚了760万元！

　　对于这桩买卖，邱祥林也很高兴，他不仅享受了张剑寒提供的优质性服务，而且还能用12万元的回扣，去购买更多品种的性服务。

　　性贿赂，足球场上响黑哨

　　20年来，一直试图冲出亚洲的中国足球，总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徘徊，从甲A到中超，本该公平公正的足球场上，黑哨从来就没有断过。2004年的罢赛风波，更是让中国足球走到了悬崖边上。业内人士指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从刚刚开始不久，俱乐部与裁判之间的关系就蒙上了“性贿赂”的阴影，后来更是发展为一定规则，接受性贿赂甚至成为不少裁判到赛地后的“主要业余爱好”。

　　俱乐部对裁判安排请吃、洗桑拿以及唱卡拉OK、找三陪小姐等接待项目，几乎是必须安排的。不少裁判在各赛区都有自己专门的“小蜜”，甚至有裁判把“小蜜”公然带到赛场，比赛结束后再一同坐专车返回宾馆。一些地方足协负责接待的人员手里往往还有这些三陪小姐的联系方法，以便在得知相应裁判要来执法的消息后，提前数天“预约”。

　　一位俱乐部人士曾经与某裁判兴之所至聊起各地的“风土人情”，这名裁判很是炫耀地对各地性交易场所作了详细的比较。对绝大多数俱乐部来说，为官员和裁判支付高额性服务“小费”，恐怕也是接待费中的一个大项。

　　1997年以后，由于意识到联赛种种幕后交易的恶性发展，中国足协也制定了若干内部条例，其中就包括对裁判涉足色情场所的纪律约束，并且明文规定裁判到赛区不能参加洗桑拿和唱卡拉OK等活动。这些规定并没有真正杜绝裁判界与色情行业的“亲密接触”，其唯一的作用在于使过去半公开的活动彻底转为了地下。

　　一名南方某俱乐部负责接待的人士是俱乐部所属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他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记者，他接待裁判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外面找来熟悉的“小姐”，直接送进裁判的房间，然后坐在宾馆大堂里等着事情“办”完，然后再把“小姐”送回去。

　　本该秉公执法的裁判，在得到了“秀色”的款待之后，他便能在众目睽睽的绿茵场上，硬是把被踢进球门的足球吹出来，其哨黑之境界，可见一斑。显然，性贿赂在销蚀足球裁判的职业精神的同时，也在糟蹋中国足球的前途和命运。

　　筑起抵御性贿赂的盾牌

　　媒体曾经披露过这样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一位县级市的副书记正在宾馆的客房内与年轻漂亮的性工作者调情，电视的屏幕上出现了这位书记大人声嘶力竭号召广大干部搞好“三讲”，做到拒腐蚀永不沾的精彩镜头。漂亮的小姐说道：你的戏演得既动情又精彩。这位书记大人也来个实话实说：那都是糊弄洋鬼子的，咱们这才是在享受人生！

　　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不能低估“性贿赂”这颗“原子弹”的威力，不要以为挖一点“战壕”，搞一点“防空洞”，就能够抵御它掀起的“冲击波”和“光辐射”;如何铸就抵御性贿赂的有效盾牌，这是个长效的机制设立和立法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检察风云》2005年第3期　吴纯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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