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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靖
“您感觉办一个北京户口难，还是办40个国家的签证难？”笔者最近和畅销书《3000美金我周游了世界》的作者朱兆瑞做了这样一次交流，对方很无奈的回答：“当然是户口了”。
户籍改革是全国的焦点，但是坚冰难破。北京前一段时间风传的将取消“暂住证”制度，近期被北京市公安局否掉了。虽然2003年进行了诸如实施新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这样力度的改革，但在“总量控制”的要求下，至今不过3万多人获得了“绿卡”，相对于庞大的“常住流动人口”基数，不过杯水车薪。
从全国总体的情况看，户籍改革也并不理想。今年“两会”期间有委员指出，两年的时间里，全国累计公开出售了各种城镇户口300多万个，收入达250亿元。即使户籍改革受城市承载力的影响很大，不可冒进，但形成这样一个规模的黑色产业，也让人们不得不反思一下。
可以说户籍改革涉及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这项改革里最权威、最有发言权的竟然是公安部门。
随便查一下户籍方面的报道，可以看到公安部门事实上已经成了户籍改革的“牵头人”。比如，据《中国青年报》今年2月份的报道，公安部正在抓紧户籍法起草工作，“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孙茂利今天透露，公安部目前正抓紧调研起草户籍法，但何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尚不确定……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调研论证”。
为什么公安部门在户籍改革方面有这样的发言权呢？目前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母法”、1958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里可以看见一些端倪。该《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制定本条例”。从立法动机上人们不难理解把“维持社会秩序”放在首位的《条例》会赋予公安部门什么样的管理地位。也可以清楚的看出，公安部门是现有户籍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部门，甚至可以说“画地为牢”的户籍制度对公安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公安部门在户籍管理上的权力使它天然的成了户籍改革的“主导者”，但问题是在户籍改革上，管理者和新制度的制定者不应该“合二为一”。
著名行政法学教授张树义认为，户籍制度涉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个方面，目前我国户籍制度存在种种不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户籍方面的很多制度是由管理部门来制定的，如果单纯由管理部门来制定的话，肯定更多的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考虑。
就目前正在运作中的《户籍法》草案而言，法律草案不应该由利益方决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意见仅供参考。公安部门作调研可以，但是双方谁也没有权力去制定规则。由于该法律草案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无论从《宪法》还是从《立法法》角度看，都只有“人大”这个民选代表机关才有权力来起草。
市场经济的关键是“流动”，这样才能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流动不仅仅是资金或者物质，关键是人的流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需要的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人口的稳定出发兼顾流动是当时的选择。而现在的中国需要的是经济发展，从流动出发，兼顾人口的稳定至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新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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