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政策

　　一，前言

　　自从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排名，从1978年的全球第32位上升到2004年的第3位。贸易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变成了以制成品出口为主，2004年制成品出口比重已经达到93.2%。中国加入WTO后，实行了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贸易体制，在发展中经济 体中，中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是最高的之一。

　　在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中国日益重视区域经济合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在区域合作中一直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即在推进区域合作的同时，对区域组织外的国家实行非歧视的政策。但是，2001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发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倡议，随后各成员国签署了框架协议，2004年完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谈判。2003年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协议(CEPA)和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协议，并于2004年1月1日开始生效。与此同时，更多的区域合作备选方案处于研究和谈判阶段。在2003年10月7日的“10+3”领导人峰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倡议进一步深入研究东亚自由贸易区。这一系列的进展与官方表态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将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制度性安排作为区域合作政策的重点。

　　本报告将探讨推动中国区域合作政策转变的原因，分析中国区域合作政策的影响，展望中国区域合作政策的前景。在前言部分之后，回顾与分析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地位的变化，第三节分析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的关系变化，第四节总结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演变与进展，第五节分析中国重视制度性区域安排的原因，第六节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分析中国参与区域贸易安排的影响，最后是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展望和对世界的影响。

　　二，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地位的变化

　　自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来，中国抓住全球化时代跨国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同时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中国的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长到了2004年的5933.7亿美元，同期进口从108.9亿美元增长到5614.2亿美元(见图1)，分别增长了59倍和51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1%和16.4%。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排名也从1978年第32位上升到2004年第3位。2004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6%。中国也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进口市场，一些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对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

　　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开放早期由于制造业竞争力总体上不强，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纺织品所占比重较高。随着中国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2004年制成品已经占出口总额的93%，其中机电产品成为第一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55%，高新技术产品增长迅猛，出口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进口商品结构也由早期资本密集型的机电设备为主演变为以初级产品、用于加上装配的零部件为主。

　　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与结构演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政府实行的出口导向战略与政策。在出口导向战略下，中国实行了鼓励出口的政策，如对用于出口加工的进口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本币汇率贬值， 1980年一美元兑1.5元人民币，1994年贬值为一美元兑8.6元人民币，此后有所升值，2004年为一美元兑8.27元人民币；(图2)出口退税，对出口产品所含增值税与消费税等间接税按照国际惯例给予退还；放松外贸权管制，计划经济时期可以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仅有10家左右，现在任何一个企业都有权从事对外贸易。

　　第二，积极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充分发挥政局稳定、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低廉、制造业基础较好的优势，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鼓励政策。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对外国投资企业的出口绩效有一定的要求，这实质上对来华外资进行了筛选，相当高比例的来华外商投资企业是出口型的。中国自1993年以来，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度，到2004年，累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达到5600亿美元。大量周边国家企业和跨国公司将其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从而带动投资母国向中国大量出口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并以中国为基地向世界出口制成品。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口3246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57.8%，出口338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7.1%。

　　第三，中国经济的成长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过去25年中，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200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36515亿元，按名义汇率折算，合16500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低成本制造基地，本土企业的出口与外商投资企业一样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加之资源利用率不高，要支撑这么大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需要大量进口所短缺的资源性产品。

　　三，中国与周边经济体关系的变化

　　中国与周边经济体贸易关系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周边经济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与1992年相比，周边主要经济体在中国出口与进口中的地位均有所下降， 2004年，这些经济体仍占中国出口的46.4%，进口的56.3%。(参见表一)与十年前相比，周边经济体在中国外贸中比重下降主要原因是因为香港作为中国进出口中介地位的下降，香港在中国内地出口中的比重下降了27.16个百分点，从香港的进口比重下降了23.37个百分点。除香港外，其他主要经济体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从1992年的26.4%上升到2004年的29.4%，占中国进口的比重从37.83%上升到54.2%。日本、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等东亚最重要的几个经济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均有明显的上升。日本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为12.4%，占中国进口比重为16.8%。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除港澳外，其他主要周边经济体对中国大陆均享有贸易顺差，2004年台湾对大陆顺差512亿美元，日本、韩国、东盟、俄罗斯、印度对华贸易顺差分别为209亿美元、344亿美元、201亿美元、30美元、18美元，说明中国大陆作为一个重要的市场，对这些经济体具有明显的意义。

　　第二，贸易关系的增强与对华直接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后，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存在着“雁行模式”，即日本作为领头雁，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均处于领先地位，其次是亚洲的“四小龙”，再次是“四小虎”，然后是其他国家与地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跨国的产业梯度转移。随着中国作为跨国投资热点的崛起，东亚地区的雁行模式正在受到冲击，但无庸置疑的是，跨国投资正在成为加强中国与周边经济体贸易联系的重要纽带。从表3的资料可以看到，日本、台湾省、韩国、马来西亚是对华投资的重要来源国，从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来的直接投资中，相当部分也是台湾等周边经济体的投资者为绕过政策障碍或利用低税政策而为。当大量下游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后，直接带动了这些国家(地区)上游产业向中国的出口。从周边经济体进口的料件在中国加工组装后，再出口到第三国或返销投资母国。正因为如此，以上几个经济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地位明显提升，特别是作为进口来源地的地位，上升更快。

　　中国与周边经济体存在较强的结构互补性。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拥有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但与周边经济体相比，结构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与日本、韩国、台湾省相比，中国产业结构与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存在明显的垂直产业分工。与东盟国家相比，虽然中国发展水平与之相近，但仍然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在中国对东盟5国的出口中 ，居前6位的商品分别是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简称“机电产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简称“纺织品”)；矿产品；化工及相关工业产品(简称“化工产品”)；植物产品；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简称“运输设备”)。在中国从东盟5国进口的商品中，居前6位的分别是机电产品，塑料橡胶制品，矿产品，化工产品，木制品和运输设备。虽然有四大类是重合的，但仔细分析产业内部的贸易，不难发现，由于产品结构的差异，互补性仍然大于竞争性。 这种结构上的互补性，为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中国区域合作政策的演变与进展

　　1991年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随后的十年中，中国官方关于区域合作的政策一直是提倡开放的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2001年中国加入WTO，随即在当年的“10+3”峰会期间，中国总理与ASEAN领导人共同宣布，中国与东盟将在十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行动标志着中国的区域合作政策发生了重大发展，从以往只注重开放的地区主义转变为同时重视制度性的区域贸易安排。

　　i.APEC与开放的地区主义政策

　　APEC是中国加入的首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亚太地区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对外贸易的约80%和吸收外资约90%来源于亚太地区，因此，加入APEC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由于APEC成员过多，而且实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自愿原则，因此，APEC在推动成员间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方面作用有限。尽管如此，中国加入APEC后，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单方面逐渐降低了关税水平和非关税壁垒。从1992年到1997年，中国分四次降低了关税，使算术平均关税水平从43.2%降低到 17%，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从32.7% 降低到 13.3%。在1997年温哥华举办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宣布到2005年将工业品平均关税降到10%，更为重要的是，在APEC的单边行动中，中国承诺将全面检查非关税措施，到2000年将逐渐取消非关税壁垒并增加非关税壁垒的透明度。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采取切实措施，开放服务贸易市场，提高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为外国投资提供更多的便利。

　　ii.制度性区域贸易安排政策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在建立制度性区域贸易安排方面开始变得积极。2000年4月， 中国加入《曼谷协定》，这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制度性区域安排。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同意将该组织的范围从政治与安全领域扩展到经济合作，使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四国在此基础上可能形成一个非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与东盟已经于2003年达成了关于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 2004年结束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货物贸易谈判，为在2010年前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其中，中国与泰国关于蔬菜和水果的自由贸易协议已经于2003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所谓“早期收获”的一部分。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CEPA)的谈判已经顺利结束，分别于2003年6月29和2003年9月29日签署了总体协议和协议的六个附件。2003年10月17日签署了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协议。2004年1月1日中国内地—香港CEPA、内地-澳门CEPA正式运转。除此之外，中国与海湾国家、中国与智利、中国与南共体(SACU)正在就建立自由贸易区分别进行谈判。还有一些自由贸易安排正处于研究阶段，自2001年以来，受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中央政府的指派，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日本综合研究所(NIRA)和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分别代表三国政府，就加强三国经济与贸易合作进行联合研究，其政策建议分别提交各自中央政府，这一机制有力地推动了三国间贸易与投资的合作。人们认为，这一合作研究机制将最终导致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正式谈判。在2003年10月举办的“10+3”峰会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公开倡议进一步研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另外，中国与印度、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也将要进行。

　　在短短的五年中，中国制度性区域合作的重大举措不断出台，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一切表明，尽管中国仍然重视APEC这一开放的区域合作机制，但其区域合作政策的重点明显转向了制度性的区域合作机制。这一政策重点的转变，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一节将对推动这一政策转变的原因进行分析。

　　五，中国重视制度性区域合作的原因

　　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从单纯重视开放的地区主义转向重视制度性区域安排，有着深刻的原因。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因素：

　　a)“周边外交”战略的形成。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大阵营的国际格局被打破，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首要作用。适应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对美外交关系为重点的“大国外交”战略。“大国外交”战略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中国发展经济争取到稳定的国际环境。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在实施大国外交战略时，中国也逐渐认识到其国际地位的不足，与其他们大国相比，中国虽然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大国，但中国缺乏一个稳定良好的周边环境，通俗地说，是一个没有“后院”的大国。这一缺陷大大制约了中国在实施大国外交时的回旋余地。因此，中国逐渐形成了“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并重的外交战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特别是建立起制度性的区域合作机制，是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浪潮。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欧盟EU)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示范与刺激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方兴未艾。到2004年2月底，WTO累计收到了293个区域贸易协议(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的通报(包括新成立的RTA与接受新成员)，在各种区域贸易安排下进行的国际贸易超过全球国际贸易的50%。相形之下，东亚地区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发展严重滞后，到2000年，世界上没有参加任何制度性区域安排的主要经济体仅有中国、日本、韩国等几个东亚国家。

　　区域贸易安排具有“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与“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的双重效应。所谓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成员国企业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享受规范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分工深化带来的效率提高，区内贸易将由此增加。例如，NAFTA建立以来，区内贸易额年均增长12%，其中，墨西哥对美加两国的出口年均增长达到20%。。

　　“贸易转移”则是指，由于非成员对成员的出口，相对于成员间处于不利的待遇，因此，原本区外成员对区内成员的出口，可能由于区域贸易安排的建立而转为区内成员间的贸易。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中国对贸易转移效应有切身体会。中国曾经是美国纺织品市场的最大供给国，但NAFTA成立后，中国很快就将这一桂冠让给了NAFTA成员墨西哥。这一变化常被中国的学者用来证明参与区域一体化安排的必要性，促使中国决策者逐渐认识到区域贸易安排的重要性。

　　在多个RTA存在的情形下，会出现所谓的“轴辐(axle-spoke)”结构。成为多个RTA成员的国家，就象车轮的“轴”，而只参加很少RTA的国家，则象车轮的“辐”。理论与实证研究均表明，能够成为“轴”，则可以从RTA中受益较多。

　　在这三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之下，尽管参加RTA会带来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对部分原有产业的冲击等成本，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RTA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而周边国家在建立RTA的每一个进步，都会刺激相邻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因此，在区域贸易安排的建立中，产生了一种 “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

　　处于区域一体化浪潮的之中的中国，直接或间接受到这些RTA效应的冲击。中国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决定后，大大激发了日本等东亚国家对区域贸易安排的重视，同时，由此掀起的东亚地区的迅速涌现的区域一体新进展(参见表5)，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中国更加重视RTA。

　　c)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进一步认识到了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1998年金融危机从泰国开始，并很快席卷了东亚大部分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迅速向受害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援，如无条件地提供贷款，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区域中的声望与地位。但是，由于国际社会在援救方面的迟缓，导致金融危机向更大范围扩散。以IMF为首的国际社会，向受害国提出了提供援救的苛刻条件，令东亚国家深感失望。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繁荣岁月，由于东亚国家普遍以美欧为主要市场，因此，对区域合作的重视不够。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社会令人失望的表现，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认识到了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d)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加剧。冷战结束使构成中美蜜月期基础的共同敌人消失了，中美关系步入了一个不稳定时期。美国是中国出口产品最大的最终市场，中国近四成的出口最终进入美国市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据美方统计2003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达到1300亿美元。因此，中国成为美国贸易保护针对的主要对象。对美政治与贸易关系的不稳定，促使中国政府努力推行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但效果一直不彰。东亚地区是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区域贸易发展活跃，如果能够与周边国家建立RTA，当然有利于中国降低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风险。

　　其次，中国出口产品的海外市场环境日益严峻。由于大量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中国出口竞争力大幅提高，使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攀升，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排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第32位窜升至2002年的第5位，预计2003年可能超过日本而居第3位。出口的迅猛增长，导致了中国出口产品市场环境的日益严峻。中国已经成为受到反倾销调查案件数最多的国家，而且在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规定，在中国加入WTO后的15年内，贸易伙伴在对华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中国将被作为“非市场经济”，受到歧视性待遇。议定书还规定，在中国加入WTO后12年内，贸易伙伴有权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实行特殊保障条款。除此之外，中国出口产品还越来越多地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等限制，据中国商务部的一项调查，近年来，中国出口受国外技术壁垒的影响正在不断加深，2002年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造成损失170亿美元。 建立RTA有利于消除针对中国的歧视性条款，改善中国出口产品在其他成员国的市场环境。

　　再次，消除国际社会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需要。中国经济的崛起，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一种是中国即使崩溃论，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收入差距的扩大、失业压力、腐败等内部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从而秧及国际社会。 另一种则认为中国的强大将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格局，中国被视为美国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将中国视为贸易与投资机会的竞争者。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使前一种“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影响式微。但后一种“中国威胁论”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国际社会存在的这种论调，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及其国际关系具有广泛的负面影响，消除“中国威胁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其他国家能够最大程度地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会。而建立RTA无疑是一条有效途径。

　　第四，中国经济发展对海外资源与能源的依赖程度日益上升。中国是一个经济资源不丰富的国家，很多重要的战略性资源需要从国外进口，才能满足经济的持续发展。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后，2004年中国进口了价值445亿美元的石油及相关产品、250亿美元的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为此，中国政府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发展新理念，这无疑有利于缓解进口外部资源的增长速度，尽管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中国需要进口的战略资源的种类和数量都将增加。与资源输出国建立自由贸易安排，将有利于增强海外资源供应的稳定性。

　　最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过15年的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在加入WTO的议定书中，中国就开放商品市场与服务市场、保护知识产权、提高透明度、放开贸易权以及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等做出了广泛的承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无疑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相当大的调整成本，但是，市场开放与竞争的加剧，也将会大大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市场的大幅度开放及取得的成效，中国连续几年的出口大幅增长，增强了中国对开放市场的信心，对外开放进一步成为国内的主流意识，大大消除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国内阻力，从而为建立RTA创造了重要的国内条件。

　　六，区域贸易安排的影响：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

　　从全球范围看，东亚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是区域一体进程相对落后的地区。近年来，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发展活跃，区域内贸易比重逐渐提高。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区内国家对区域一体化的认识有了明显变化，采取了更加积极务实的政策。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与周边经济体贸易关系日益紧密。中国的区域一体化安排，对区域贸易发展、成员国经济福利的增加，均具有重要作用。

　　(一)区域一体化的收益与成本：理论分析

　　区域一体化从本质上讲是在某些国家之间率先推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但由于对非成员实行歧视性待遇，因此，区域一体化与多边自由贸易化的收益与成本有所差别。

　　从理论上分析，一个RTA(如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成员国将从中获得可观的收益：

　　*市场规模扩大，将形成一个由成员国共同组成的统一市场，企业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享受规模经济。

　　*各国可以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调整产业结构，发挥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分工深化带来的效率提高；

　　*竞争程度提高，有助于提高效率。

　　*增加对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在全球产业转移中赢得有利地位；

　　*较发达成员对较不发达成员的技术援助(technical assistances)，有助于改进较不发达成员的管理与基础条件；

　　*RTA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如正在进行的多哈回合)具有更多的发言权；

　　*经济与贸易关系的加强有助于减少地区冲突，有利于区域安全；

　　*有助于进一步确定处于转轨过程的成员改革方向，加快建立市场体制。

　　*激发其他周边国家与成员国就建立FTA谈判的热情，使成员国在未来新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处于有利地位。例如，中国-东盟领导人宣布建立CAFTA的消息后，日本一改消极态度，就建立CEP与东盟开始了官方研究，韩国也更加积极地推动区域一体进程。这是区域一体进程中“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的典型体现。

　　自由贸易区可能带来的成本，主要包括：

　　*在区内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后，为应付受冲击产业所带来的调整成本，包括失业、重组、产出的下降；

　　*关税收入的减少；

　　*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垂直分工关系的固化，失去发展新兴产业、高技术含量产业的机会；

　　*发达成员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的外移，带来产业“空洞化”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人员、货物、资本、信息、服务跨境流动的增加，带来的风险的上升，如犯罪、疾病及对环境的破坏的增加等。

　　(二)东亚区域一体化宏观经济影响：实证分析

　　随着东亚主要国家对区域一体化的政策日趋积极，不少研究机构对东亚地区可能出现的一体化安排的宏观影响进行了分析。2003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区域一体化多方案比较分析》课题组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完成了东亚多种区域一体安排的宏观与产业影响的定量分析。 本文将引用其计算结果，对东亚区域一体化安排的宏观影响作一扼要分析。

　　下表列出了中国可能参与的中国-东盟(10+1)、中-日-韩和东亚(10+3)、中韩四种法FTA方案的宏观影响。从中可以看出，第一，凡是参与的成员国，一般均可从区域一体化安排中受益，但各成员由于竞争力强弱的差别，受益有大有小；第二，没有参与区域一体化安排的非成员经济体一般来说，将受到负面影响；第三，经济规模越大的自由贸易区，给成员带来的利益越多，在下面四个方案中，中国从中受益自大而小依次为东亚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中韩自贸区和中国东盟自贸区。

　　上述模拟结果也为东亚各国地区合作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提供了注脚。例如，中国政府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决定后，大大刺激了日本对FTA的兴趣，日本一改以往与周边国家建立RTA的冷淡态度，区域一体化政策变得积极起来，并很快在2002年与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积极出击，争取成为区域合作的中心(hub)。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影响

　　1，背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提出建立并开始谈判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2001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中国峰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建议东盟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吸引投资与促进贸易活动。他建议在东盟-中国对话关系下建立双方专家组研究东盟与中国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关系。

　　2002年11月4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东盟-中国峰会上，签署了《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该协议规定：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将包含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问题；

　　*双方同意加强在以下五个优先领域的经济合作：农业、信息与通信技术、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

　　*确定“早期收获”的产品与服务；

　　*2003年启动FTA谈判，并于2004年6月30日前完成。中国与“东盟六国”在2010年，与东盟“新四国”在2015年前建立自由贸易区；

　　*2003年启动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谈判；

　　2004年11月，第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与东盟发表了《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会后，双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简称《货物贸易协议》)、《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根据《货物贸易协议》的规定，从2005年7月1日起，双方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全面启动降税进程。双方贸易的绝大部分商品属于“常规贸易商品”，将从明年7月1日起大幅降低关税，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贸易。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宏观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模拟结果列于下表。从表6中可以看出，东盟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都是受益的，各国的GDP、福利水平、贸易平衡都因此发生积极的变化。从GDP的变动看，越南受益最大，将增长6.79%，印度尼西亚增长最少，只有0.38%，中国增长0.78%。从福利变动的角度看，中国福利增加的绝对值最大，将因此增加222.87亿美元，菲律宾增加最少，只增加6.63亿美元。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外的国家与地区，受“贸易转移效应”(Trade Diversion Effect)的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发展和福利水平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上述模拟是基于1997年的数据。由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关税水平已经并将大大降低，因此，基于1997年数据的模拟可能会高估FTA给其他成员的收益。为此，课题组利用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对模拟结果进行了修订，表10就是以中国加入WTO谈判所承诺的关税水平进行的模拟，实际上是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和中国加入WTO双重效应的模拟，但与现实更为接近。如果将不考虑中国加入WTO的方案称为“方案A”，将考虑加入WTO的方案称为“方案B”，两相比较可以看到，与中国不加入WTO而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相比，加入WTO后再建立这一自贸区，中国GDP的增长从方案A的0.78%提高到2.40%，但是，贸易条件由提升3.26%变为下降2.87%，贸易平衡也减少了约7亿美元，总福利水平变动从增加222.87亿美元变为只增加74亿美元。

　　应该看到，定量分析是有局限性的。一方面，由于难以考虑到结构性的差异，计量结果难免会与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中国40%多的进口是加工贸易进口，一直采取保税进口政策，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对自贸区内成员的进口实行零关税，但加工贸易进口这一块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动。由于模型中没有将加工贸易分离出来单独考虑，因此，模拟结果中其他成员的受益必然会被高估。另一方面，模拟结果仅仅是一个比较静态分析，自由贸易区建立而带来的资本、技术流动的增加，是一种动态的效应，由于模型中不可能包含这种动态效应，其模拟结果与实际的结果也会有明显的差距。

　　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产业的影响

　　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水平相差不多，但产业结构上还是存在明显的互补性的。在农产品部门，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所处纬度的明显差别，多数种类的农产品并不直接竞争，东盟国家的热带农产品在中国市场上被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泰国的大米、东南亚各国的热带水果，对华出口不断增加；中国的小麦、玉米和苹果、梨等温带水果，也逐渐开始进入东盟市场。CAFTA的建立，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各自具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的市场，从而使生产者得到更大的市场，消费者得到更多的选择。

　　纺织服装业表面上看存在着竞争关系，但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相互的贸易并不多，无论东盟国家还是中国的纺织服装产品均是面向第三国市场的，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因此，CAFTA建立后，并不会过多地增加东盟与中国企业在CAFTA市场上的竞争，不同企业间的竞争仍然将主要在第三国市场展开，短期内在CAFTA市场的竞争不会太多。随着时间的推移，CAFTA内部贸易壁垒的消除，将会使成员国企业相互渗透对方的市场，从而提高各自的竞争力，这有利增强其在第三国市场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纺织服装企业的竞争力。

　　中国与东盟都是IT产品的全球性生产基地，建立CAFTA后IT产业分工格局的演变引人注目。外国投资在IT产业分工格局的演变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东亚地区产业分工“雁行模式”的历史，东盟六国比中国更早接受了从日本、韩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IT产业的投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兴趣迅速超过对东盟的兴趣，在中国投资兴建了大量IT产品的总装项目，不少零部件从东盟进口，导致东盟与中国在IT产业内分工不断发展，产业内贸易迅速增长，而其最终产品同时大多面向第三国市场，直接竞争有限。近年来，由于产业聚集效应(cluster)的原因，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不仅作为最终产品的总装基地，而且不断建设配套的零部件生产企业，中国与东盟在IT产业的正面竞争越来越多，IT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CAFTA建立后，如何影响中国与东盟IT产业分工的格局，仍然取决于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与东盟各自比较优势的认知与决策。首先，国际投资者不会因CAFTA而改变向中国转移上游IT产业的决策或延缓转移的步伐。因为从东盟向中国出口的IT部件大多用于加工贸易，中国对加工贸易实行保税政策，并不存在贸易壁垒，因此，已经开始的对华转移上游IT产业并不是出于绕开贸易壁垒，而是出于产业聚集带来的经济效率的考虑，因而不会由CAFTA带来的贸易壁垒的消除而改变。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IT上游产业转移到中国，东盟如果仍然想维持目前与中国在IT产业内的上下游分工关系，必然不断提高其在IT产业链中的地位，即提供技术含量更高的IT零部件。但是，如若这样，东盟就会与韩国、台湾省甚至日本发生正面竞争，而从东盟国家现有的人才储备及其他社会基础条件(如便捷的航空运输)来看，条件还不具备。因此，东盟与中国的在IT产业的分工关系势必将发生转变，不再是东盟向中国提供上游产品的格局。随着中国在IT上游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和区内贸易壁垒的消除，中国的上游产品反过来也会向东盟出口，未来可能会出现相互提供上游产品，而最终产品继续保持以外部第三方市场为主的格局，CAFTA建立后这有利于各自发挥比较优势，降低产业内贸易的成本，提高在全球市场的整体竞争力，对各成员国而言，都是有利的。

　　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均将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近年来中国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通过大力引进国际汽车巨头，通过合资生产，汽车工业制造水平与能力均有长足进步，但其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弱，能否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将决定其在CAFTA建立后所受的影响。泰国也是通过引进外资发展起了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汽车工业，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汽车工业的中心，但市场范围主要仍限于东盟市场，这主要是国际汽车巨头接近市场战略的结果。马来西亚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民族汽车工业，在AFTA中，马来西亚要求将汽车产业作为例外，在东盟与中国关于CAFTA的框架协议中，马来西亚的例外产业目录尚未正式提出，是否会沿袭其在AFTA中的作法，尚不得可知。如果汽车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实行零关税，按DRC课题组在2004年的调研结果，该自贸区建立后将在区内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作为增长潜力最大的汽车市场，将进一步增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从而增强该地区在全球汽车工业分工中的地位。各大跨国公司可能将中国与东盟这两个目前尚各自分离的汽车市场与汽车产业，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市场，加强产业内部的分工与合作，透过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促进各成员国产业的发展，从而带来“多赢”的局面。

　　对于像钢铁这样产业，CAFTA的影响又有不同。东亚是世界钢铁最重要的生产基地，日本、韩国、中国内地及台湾均具有庞大的钢铁工业，而东盟钢铁工业相对较弱。中国内地的钢铁业面临日、韩、台同行的强力竞争，总体上略显劣势，CAFTA建立后，由于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中国钢铁企业将在东盟市场上取得比日韩台同行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因此，CAFTA对于中国钢铁产业是有利的。 与钢铁同样可以受益的产业，还有中国的家用电器行业。

　　有些产业的竞争可能将加剧。石油化工产业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中国拥有庞大的石油化工产业加工能力，但由于技术、管理水平的限制，其国际竞争力较弱。新加坡是一个具有国际地位的石油化工加工基地，也是区域性的石化产品市场所在地。建立CAFTA后，中国的石油化工产业将受到来自新加坡的强力竞争。

　　在服务贸易领域，CAFTA建立后，成员国间贸易关系的发展，将使海运、航空、通讯、金融服务等行业从中受益。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为各自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进入各国市场提供了机遇。特别是中国服务市场迅猛增长，将为东盟各国服务提供者提供发展的新机遇。中国在工程承包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东南亚是传统市场，CAFTA也可望使中国的建筑行业从中受益。

　　七，中国区域合作政策的展望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区域合作政策已经从以往单纯的“开放的地区主义”演变成同时注重地区贸易安排(RTA)与“开放的地区主义”，并对地区贸易安排给予了更多的重视。这是中国区域合作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

　　展望未来中国区域合作政策，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中国在推进RTA的同时，并不会放弃“开放的地区主义”。2003年10月胡锦涛主席在曼谷召开的APEC峰会上的表态，表明中国将继续重视APEC机制。

　　第二，中国的RTA安排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与周边地区，一类是与资源能源富集国家建立。尽管近年来跨地区、远距离的经济体之间纷纷签署RTA成为一种新现象，但对中国而言，周边地区是其RTA政策的一个重点，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周边地区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实行“周边外交战略”密切相关。与能源与资源输出国优先建立自由贸易安排，主要是为这些国家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好的条件，并借此提高中国进口能源与资源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第三，中国的RTA的形式将是多种多样的。RTA的形式取决于贸易伙伴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及各自的意愿，中国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及对华经济贸易关系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在推进其RTA政策时，中国并不仅拘泥于自由贸易区(FTA)这一形式，实际上，内地与香港、澳门建立的就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在与中亚、南亚各国发展RTA时，可能探讨更加灵活可行的方式。

　　第四，在中国推进RTA进程中，东亚地区将快于其他周边地区。这一区域差异并不是源于中国政策上的主观安排，而是由一系列的客观因素决定的。其一，东亚地区各国间经济贸易关系更加密切，东亚各经济体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地位也更加重要；其二，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快于亚洲其他地区。整体而言，亚洲地区一体化远远滞后于其他各大洲，但在亚洲地区内部，相对而言，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比较快。东盟自1993年开始推进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并于2003年在6个老成员间率先建成。中国倡议建立CAFTA后，大大激发了东亚地区一体进程，日本与新加坡已经签署了有关协议，并正在与泰国等进行谈判；中国与东盟正在按照既定的时间表推进CAFTA谈判，与香港的CEPA已经签署，与澳门的CEPA已经签署框架协议。其三，东亚地区贸易自由化进程走在前列，推进区域一体的条件更加成熟。在中国与中国台北相继加入WTO后，东亚各主要经济体均成为WTO成员，相比而言，南亚经济体虽也大多成为WTO成员，但由于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其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落后于东亚，中亚国家及俄罗斯、蒙古尚处于转轨时期，其贸易体制与WTO要求尚有一定差距，因此，地区一体化条件不如东亚地区成熟。

　　中国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对世界贸易体系将产生什么影响呢？中国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安排，表现出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高度尊重，中国参与的所有区域经济合作安排完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因此不会破坏多边贸易体系，相反，在局部地区率先推进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多边体系进一步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并减少阻力。

　　中国对区域贸易安排的积极态度，也激发了同处东亚的其他主要经济体对区域贸易安排的热情，推动了亚洲区域内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尽管在东亚地区，由于各经济体发展水平差异过大、有些成员对农业部门实行自由化心存疑虑以及历史原因等，短期内难以形成东亚自由贸易区，但各种次区域的自由贸易安排，也会给各国的投资者带来新的机会，得以分享东亚经济高速成长的好处。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